中国成文法公布问题考析——兼论儒家不反对公布成文法研究.pdfVIP

534 当代儒学的发展方向 古代儒学研究 中国成文法公布问题考析 ——兼论儒家不反对公布成文法 西南政法大学俞荣根 自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创设以来，其著作、教 材大多论述到中国古代成文法的公布问题。不少中国通史类著 作和其他一些专门史著作也往往涉及这一问题。它们阐论的角 度、方法和详略各有千秋，但有两点看法则是基本相同的——中 国成文法的公布始自郑刑书、晋刑鼎；儒家，尤其是孑L子是公布 成文法的反对派。 经过史学和法史学几代学者论定的这些结论，无论是做补 论还是做驳论都会吃力不讨好。但儒家与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 的关系问题，具体地说，孔子反对晋刑鼎的问题，又是儒家和孔 子研究中绕不开的一个坎，细检史料，也还确有一些疑点值得探 析。加之，时代在发展，史学和法学方法论在更新，这些似乎是 毋庸置疑的结论，渐或出现了可以商榷的余地。 中华法系作为富有特色的一大法系，在公布成文法的时间 和方式上，在成文法与习惯法的关系上，自有不同于英美法系、 罗马法系的特点。从历史实际中去揭示这些特点，是我们法学 工作者的责任。这也是本文讨论刑书刑鼎问题的本旨。 一、叔向诒子产书考析 事情还得回到叔向和子产的那场争论上来。据《左传》所 记，子产执政于郑，“制参辟，铸刑书”，晋上大夫叔向闻讯，写信 中国成文法公布问题考析 535 表示反对。《左传》录下了信的全文： 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 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 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 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 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泣之以疆，断之以刚；犹求圣哲 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 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徵于 书，而微幸成之，弗可为矣。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 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 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 靖民，不亦难乎?《诗》日：“仪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 日：“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 将弃礼而徵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 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聆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 此之谓乎!① 子产接到这封责备他的信后，回答说：“吾以救世也。”表示 不能接受。 这是中国法律史上对后世有着较大影响的一次争论。 在叔向的信中，将郑刑书与夏之《禹刑》、商之《汤刑》、周之 《九刑》这“三辟”相提并论，都看作是“叔世”之“多制”。如果 说，郑刑书是一种公布成文法的改革，那么，“三辟”也当属于公 布了的成文法，因为“三辟”的教训是叔向反对郑刑书的依据。 但这样一来，郑刑书作为公布成文法之始断岂不是不攻自破! 实际上，从叔向的信中看，他反对的并不是刑书的公布，而是弃 礼而任刑、“多制”。 其实，《禹刑》并非真是禹所亲定。②《吕氏春秋·孝行览》 引《商书》“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竹书纪年》载：“祖甲二十 536 当代儒学的发展方向 五年，重作《汤刑》。”说明商汤时已有刑的规定。但是否就是商 汤王手定了《汤刑》，也难考定。④考叔向之信，要紧处是“三辟之 兴，皆叔世也”一句。“兴”，即兴盛、复兴之意，这里实含有滥用 刑罚的意思。禹、汤之世，正值开国之初，他们以德配天、万象更 新，当然不能称为“乱政”、“叔世”。㈤所以，叔向的“三辟”云云， 不过是指三代末世统治者借禹、汤之名而滥兴刑辟，以刑治民， 弃礼而御民于刑威之下。叔向主张礼治，持一种重礼轻刑的治 国主张，自然反对这种做法。 在诒子产书中，叔向纲领性地阐述他所主张的礼治的基本 原则和步骤，共分为四个层次： 一是用道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