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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的婚恋与创作》资料 绪论：爱的人生 美的文学 （一） 爱情与文学 爱情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动力。人生因爱情而多彩，生命因爱情而辉煌。爱情会创造奇迹，已被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大师所证实。童话《睡美人》中的美丽公主，被纺织针刺中而昏睡不醒，英俊的王子深情的一吻，她竟然睁开眼睛而复活了。英国诗人勃朗宁对伊丽莎白·芭蕾特的真爱，使一个瘫痪的少女神奇般地站了起来，并向我们奉献了一册讴歌爱情的不朽诗篇：《十四行诗集》。中国民间传说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死而化蝶，成为爱情的千古绝唱。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有感于柳梦梅的一往情深而死而复生，虽是浪漫主义的想象，却道出了爱情的魔力。爱情是可以超越时空的。难怪汤显祖在《牡丹亭》的卷首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文学是人学，是关于人的感情和性格的学问。“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843-1852年）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9页）因而，文学在反映社会生活时，自然无法回避对两性关系的描写。而两性关系中最多姿多彩和激动人心的——爱情和婚姻，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试问：“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郎谁个不善怀春？”（歌德）难怪《诗经》中的第一篇《关雎》，就出现了反映青年男女慕爱的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曾指出：“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同上）文学对爱情的情有独钟和矢志不渝，哪怕是中世纪欧洲的禁欲主义，还是中国“十年动乱”时期都无法隔绝。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因为爱情在人类生活中有着不可驱除的位置，要消灭它无疑是痴人说梦。凡是热爱生活的人，无不对它心旷神怡、心花怒放。爱情是人类美好情感中的集中表现。而作家、诗人们对生活的投入和热爱又较之普通人更为专注和热烈，他们是人类情感的最丰富者和至情至性者。他们自身的爱更强烈更纯粹也更惊世骇俗。从古至今为爱情而殉情的诗人和作家并不少，举凡俄国就有普希金、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顾城、三毛等。可以说爱情与文学相伴而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贯穿于所有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中，成为他们创作的动力和素材。只是作家艺术家的个性不一，表现有显或隐之分罢了。 （二） 爱情与作家 郁达夫曾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郁达夫：《过去集·创作生活的回顾》，杨里昂主编：《文学名人自述》，花城出版社1998年4月版）无可否认，作家的情感体验无疑是作家创作的主要源泉。爱情催生文学，爱情是孵化优秀乃至伟大文学作品的温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西方文学而言，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在1818年3月4日认识了梅迪埃特而一见钟情，不料梅氏感情细腻却态度傲慢，司汤达在她面前屡屡败北，她甚至只许司汤达每半月才能见她一面。司汤达面对如此感情“折磨”，不以为忤，反而为之辩诬，对她忠诚不渝，并为此写下了名著《爱情论》。1825年梅迪埃特去世时，司汤达在《爱情论》的扉页上竟写下了：作者的死亡！同为法国作家的卢梭，很难想象没有华伦夫人对他的影响，他会写出惊世骇俗的自传《忏悔录》；小仲马不邂逅并爱上妓女玛丽·久普列西，杰作《茶花女》就不能再见天日。正因为歌德对夏绿蒂·布芙疯狂的爱和这种爱的夭折，才产生了影响一代浪漫主义小说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乔治·桑与缪塞的浪漫爱情，使我们看到了她的《莱沃纳·莱沃尼》和《约盖》。而缪塞的代表作《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则直接取材于他与乔治·桑的爱情经历。法国杜拉斯因对越南的初恋刻骨铭心，小说《情人》风靡一世而催人泪下。英国离经叛道的著名作家劳伦斯，在谈到青年时期的情人吉西·钱伯丝时深情地说：“我写的每一点都是为了她，所有我的诗都属于她。当我写下一点新的东西时我就问自己：她对这些会有什么看法？”难怪希腊俗谚曰：“爱神（Eros）呵！你是统治诸神和人类的暴君！” 中国现代作家对个人情爱的记叙多用日记体、书信体，似乎这种形式更能展示自己情感世界里的火与冰和爱与恨。鲁迅与许广平日久情深，给我们留下了《两地书》；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恩怨情仇，文学史上便有了轰动一时的《日记九种》和《毁家诗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