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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有限承诺下的规制合约设计 ——以环境规制为例 1 王永钦 孟大文 一、引 言 众所周知，很多污染性企业的生产活动会带来明显的环境负外部性，经济学理论为解决 这一问题提供了两种方案：一是科斯方案，即通过对产权的明晰界定使分散化的市场交易达 到有效的结果。但是这种解决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科斯的理论是建立在市场机制 基础之上的，而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发展中国家与转轨经济国家，这种市场解决方案往往并 不有效。其次，市场解决方案要求交易成本足够低，但是在市场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一 点是难以满足的。再次，市场解决方案的前提是产权的明晰，但是很多公共物品的产权界定 成本很高，这也使其难以奏效。另一种方案是通过政府的规制，即通过向污染企业征收庇古 税或发放排污限额的方式达到限制外部性的目的。在传统的环境规制理论中，都是假定作为 规制者的政府和被规制的企业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这样，政府可以准确无误地观测到污染 物减排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和给全社会带来的收益，于是可以直接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的原理使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最优。但是，信息的非对称现象是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尤 其在这种规制环境中，企业往往比政府更了解自己的技术水平、经营范围、成本参数等许多 信息。在这种情形下，政府无法实施最优的规制，而只能利用现有的信息资源实现“次优” 的结果。规制实践中诸如生态审计方案，自愿协议等方式已经被各国所广泛采用；另一方面， 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理论的迅速发展为规制提供了全新的工具。当这些分析工具被应用到 规制问题中的时候，一门新的学科——新规制经济学就诞生了。其最显著的的特点是充分考 虑到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来研究规制问题。 早在 70 年代以前就存在一些应用机制设计理论讨论环境问题的文章。这些早期文献大 多把环境看成一种公共物品，进而讨论公共物品提供的格罗夫机制在环境问题上的应用，例 如 Hurwicz （1973）、Laffont(1977) 、Daguspta,Hammond Maskin (1979)等。80 年代以来， 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思路和方法被广泛应用到规制问题中，规制者被视为委托人，被规制 的企业被视为代理人，最优的规制政策制定其实是最优契约的设计。代表性的成果有 Loeb and Magat (1979)，Baron and Myerson.(1982.) Guesnerie and Laffont (1984) 等。对这类问题， 根据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形式可分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类；根据委托人和 代理人对风险的态度可划分为风险偏好、风险中性、风险规避三种不同情形；根据代理人所 需承担责任的大小可分为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两种情形；此外委托人和代理人还会有无限承 诺和有限承诺的区分，等等。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信息结构变得异常复杂，为了使讨论 的问题更具有现实解释力，政府在设计最优合约时要考虑以上方方面面的问题。Pitchford （1995）、 Balkenborg (2001) 、Boyer and Laffont (1997) 等文献主要是在逆向选择和有限责 任下讨论环境规制问题的。Laffont (1995) 、Yolande Hiriart and Martimort (2004) 等文献则 是以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混合模型为分析对象的。在一个动态契约框架中，对于可信的最 优动态契约的要求不仅是契约双方的承诺，而且还要求一个很强的假设，即双方有能力承诺 不对初始契约进行事后的重新谈判。从 Dewatripont （1986）开始关于委托人的有限承诺问 题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代表性的成果如：Dewatripont （1986、1989）HartTirole （1988）、 1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433 ，电子邮件：yongqin_wang@ 。 1 LaffontTirole （1990）等。但已有文献大部分是讨论在契约关系中具有绝对控制力的委托 人的有限承诺问题，而本文中讨论的是作为代理人的受规制企业的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