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高中物理 第2章 原子结构 第3节 玻尔的原子模型 正直者的困境——科学史家、《尼耳斯-玻尔集》中译者戈革口述素材 鲁科版选修3-5.docVIP

正直者的困境——科学史家、《尼耳斯?玻尔集》中译者戈革口述科学史家、《玻尔集》中译者戈革教授因直肠癌，于2007年12月29日下午4点10分去世，享年86岁。他的一生平凡、倔强，不为人知。他的名片上赌气似地写着孤独两字。 　　一、脱离实际的人 　　我1922年生于河北献县，从小眼睛就不好，是由砂眼引起的，因为农村卫生条件不好，这毛病就越来越严重，1937年，我到北京治眼病，住在和平门一个小胡同，当天晚上就听到了卢沟桥的枪炮声，医院院长就让我赶紧回家躲避，手术没做成，后来，眼病发展成倒睫，是砂眼的后期。 　　以后我眼睛越来越坏，如果以现在的入学体检标准看，我小时候肯定读不了书…… 　　小时候我一边逃难，一边上学。1937年，我从北京回到老家，抗战就爆发了，在家里躲了两三年，就得出来，穿越大面积的无人区，完全没有政府——那时候民风倒也还好，没有人抢劫我们，同时还有同乡会自发的武装维持着秩序……我们就这样逃到“蒋管区”，先到河南，接着河南失守，也因我哥加入了玉门油矿，我就跟着辗转到甘肃酒泉上了中学，1945年，我考上了西南联大，那时候从甘肃旅行到昆明非常困难，我们买黑票乘运输卡车到重庆，然后乘飞机去昆明。 　　本来只有富人坐得起飞机，可因为抗战刚胜利那会，地方上的人，都往重庆去谋取前途，因此，从昆明去重庆的机票非常难买，但返回则没人坐，所以我这个算是“赤贫难民”的学生，才有机会飞到昆明。 　　1946年，当西南联大重新分成原来三个大学，我选择了北大，而整个物理班50多人，除了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其他人都选择清华，因为当时的口号是：“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这说的其实是年轻女子选择对象的观念。 　　我选择北大是因为北大没有体育课——我眼睛不好，也非常不喜欢体育——清华当时是马约翰的女婿、篮球明星牟作云在抓体育，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推崇各种球类运动——另外我还喜欢北大自由和松散的纪律约束，不按时上课都行，只要考试及格没人管你，而且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我也喜欢，辜鸿鸣和李大钊竟然可以在那里并存。 　　1949年我大学毕业，当时解放军已经把城围起来——对于围城，同学们都非常高兴，大家都是极端反对国民党的——西南联大本来就是“民主堡垒”，学生为争取民主可以牺牲一切，一直以来大家已经认为共产党是最民主的政权，而且，地下党也尽力在宣传民主思想。 　　那个时候的学生当中，只有少数是“三青团”的特务学生，但在学生里根本吃不开，大家都抵制他们，虽然不公开面目，人家也知道，那个时候的学生是一边倒，国民党在城里的管辖，也是大势已去，很松散，比如，有一次，他们在街上抓到一个叫李鸿早的地下党，就给学生们挤着挤着跑掉了。 　　后来我们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其实当时这些大学生都已算是“赤贫难民”，解放前，我靠官费念大学，官方看我们是“赤贫难民”，只有这样才能从美国救济总署拿到救济，和我同行去读书的同学好多都是地下党，一解放就成了重要人员，到北京市委工作了。 　　多年以后，我们成立了西南联大校友会，校友会却照大家后来社会官职大小排座次，我就有点反感，1985年我到美国去参加科学史方面的会，我去斯坦福，发现有一个大礼堂，地面铺着方砖，每个砖里埋着学生的简历，平等地按照班级排列，这才是学生会，校友中有一个叫胡佛的，是美国总统，但另外有地方把他作为总统来纪念——东方学系前面单独给他树了个塔，但在礼堂里，他也只占一个小格子。 　　我们的校友会却那样选，于是我就不参加了。 　　解放后，我就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所，当研究生，一是因为他们也给公费，提供吃住，二是因为研究所答应给学位，但一入学，政策就改了，说要有条件才给费用，而且还要为学校工作，比如改卷子，我就很不满意，后来，勉强拿到了费用，也没真的参加改卷子，但至于说硕士学位，就没有了下文。 　　那时候很乱，政策一天一个样，所以，当我们1952年从清华研究所毕业，没有任何人拿到硕士学位，有的人没有考试就走了，自己去找工作。 　　毕业后，我的工作完全是由政府分配，我希望去综合性大学，在物理系工作，可是他们非要把我分配到山东工学院，我学的是理论物理，去工学院没有用武之地，只能教普通物理。 　　这个学校办学长期上不了轨道，学生闹意见，校方就到处要老师，高教部非把我派去，主管这事的竟然是我同学，我没办法，只好去，我结婚很早，爱人是同乡，当时正在经历着土改，那几年我们有些通信，没见面，我只有一个人到了山东，过了一年，学校就发现，由于无计划地进人，师资竟然过多了，加上当时也正在搞清除反革命的运动，对象中有我们两个同学，我越发呆不住，就多次写报告，因为学校觉得反正用不着我，就让我回北京了。 　　回京之后，我还是要求去综合性大学，想搞我的理论物理，但还是不让，僵持了大半年，到了1953年9月，我还是去了那所学校——刚成立的北京石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