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明末儒学家王夫之史学中“用贤”的行政管理观.docVIP

精品论文 参考文献 浅议明末儒学家王夫之史学中“用贤”的行政管理观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云南 临沧 677000 摘 要：王夫之是中国十七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其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影响广泛。他的哲学史观中蕴含着丰富的行政文化观，其地位是独树一帜的。行政史观是一个系统，包含着行政制度史、行政思想史、等诸多方面的智慧结晶。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整体诠释其深邃的哲学史观的精华。 关键词： 儒家 用贤 行政文化 管理观 一、“用贤”为主的管理思路 行政之要，首在用贤。王夫之曾一再指出：用贤与行政，二者的关系虽然是相辅相成的，他说：治理天下有定理，“定理者，知人而己矣，安民而己矣，进贤远奸而己矣”进贤，是君之到，荐贤，是相之道。倘若从“道”的高度而言，已经不只是单纯的行政方法，而是出于天下之公也的博大襟怀。他得出了一条深刻的认识，认为教有本，治有宗，人君欲治理好国政，就要知人、亲贤、远债。即要在识别忠奸的基础上亲近那些远避声色、绝弃货利、颈而自强、和而不流的清贞大臣，远斥那些进谗言打击报复的无耻之徒，尤其要远斥那些“导君以侈，引君以贪，长君之暴，増君之淫，仇害君子而固结小人，取怨兆民而邀欢戚室”和结党营私，弄权误国的特权者和阴谋家。在《读通鉴论》中，他曾将汉元帝、汉成帝的用人原则与效果跟曹操作过对比，认为前者虽然承继雄厚，但由于对刚正不阿而有才能的臣僚十分忌刻，不受尊重；对柔情、贪玩之辈和厚无颜耻吝啬之徒却极为亲幸，倍加信用，因而弄得朝政日益腐败，国家濒于衰亡；后者虽然处于全国纷扰混乱之际，却因为坚持“唯才是举”，而不责备求全、用人不疑而使尽其才智的原则，能够推心以待智谋之士，终于创建了卓越的功业，因而得出结论：故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 在《读四书大全》中，他明确指出：管仲“既非如霍光、寇准之不学无术，又非如释氏之不立文字，瞎着去参；而其所以察乎事物以应其用者，亦可谓格矣；其周知乎是非得失，以通志而成务者，亦可谓致矣。以视小儒之专己保残以精训话，不犹贤乎？”他又说：“若以格物、致知之功言之，则圣门诸子，虽如求、路，必不能为管仲之所为，则亦其博识深通之有未逮。”衡量行政人才，尊重客观事实，着眼其是否有真才实学，是否能身体力行，能否为国家、为社会作出实际贡献，而不为名家成见与世俗眼光所左右，不是视其能记诵多少“圣贤大学之道”的条款，能侈谈多少“格物致知”的玄理，王夫之奠定了务实求真的鲜明观点。 二、“以信为先”的管理之本 王夫之认识到，要实现君主与属下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坦诚，首先取决于君主能否从大局出发，重天下之利，如果仅从个人固定在专权的目的考虑问题，“忌大臣之特权而颠倒在握，行不测之威福以图固天位”，必然猜忌防范臣下，不能与下属和谐相处，这是实现有效的行政管理之首要障碍。 王夫之强调信义在政治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他继承了孔子“民无信不立”的主张，将讲求信义作为“立政之本”，取信于民是为了政者首先要持守的根本，治国不可失信于民，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则国将不立。故“食”、“兵”、“信”三种要素中，惟以信为先务。王夫之强调，如果仅仅以军事力量“卫之”，以充足的物质“养之”，而不注重道德教育，不讲求信义，将会导致民风浅薄，尔虞我诈，使人们之间形成一种不诚信的风俗习惯，而人际之间的信用危机又将影响到社会的安定：“民无信，而君民意异，父子情离，乡邻姻党相为欺侵，为君者虽欲整齐而安处之，必不得矣。”必须以道德教化引导民众。 王夫之强调信义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将信义这一道德要求扩充为君民共同守信的行为规范，强调君民应该互讲诚信，努力创造一种上下同心的道德氛围。故诚信决不仅是对民众的要求，管理者讲求诚信，就能够在国家贫弱之时化为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故王夫之主张：“必先结之以恩，示之以诚，孚之以教，使民与上相信也，民与民亦相信也。立百年不可拔之基，以固结而图存”，君民之间、民众之间相互诚信才能保持相互之间的和谐，同舟共济。 三、“上下合同”的管理目标 王夫之痛切的认识到，君臣、君民上下之间形成严重隔阂所造成的弊端：“上之与民，势相绝而心不相信，久矣。”而认为这是明朝衰败的重要原因。王夫之认为，君民之间的互动与和谐是实现理想管理目标的第一要义。他继承了《易传》推天道以论人事的传统，将万物相互感通这一宇宙间的普遍规律用来阐释社会治理之道。通过阐释《周易-泰卦》的《象传》，他将君民之间互动相通提升到了“得失存亡之几”的高度。他说：“阴阳易位以相应，为天气下施，地气上应，君民志感之象，亨之道也。君以其心下体愚贱之情，而奠其日用饮食之质，民且上体君心，而民志同忧乐。”王夫之针对封建专制统治压服、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