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问题：一种新的探讨路径研究.pdf

1521 次 2004-8-30 环境权问题：一种新的探讨路径 朱 谦* 摘要：各国宪法和环境基本法律中规定的公民享有良好的环境权利不应被视为实体性基本人 权，而应当看作是揭示环境保护的政策、理念的宣示性条款。该条款的现实意义在于确立国 家的环境管理权和公众的环境保护权，从而保护公众的生命、健康、财产等基本权利不因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遭受侵害。在民法物权法中应当确立环境物权制度，将公众的环境使用 权纳入其中；同时，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通过环境法对环境物权的行使进行必要的限制。 关键词：环境权 环境管理权 环境物权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蔡守秋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环境权初探》一文以 来，环境权问题成为中国环境法学界研究的一大热门问题。根据周训芳教授的统计，关于环 境权的研究论文，短短的20 年间，在正式出版的学术杂志和文集上发表的，当在百篇以上。 [1]此外，在近几年出版的环境法个人专著中，也常涉及到环境权问题。[2]在为环境权方面 著述颇丰的同时，笔者也隐隐地感觉到环境权研究已陷入困境之中。尽管，国内的一些知名 学者如蔡守秋教授、吕忠梅教授、陈泉生教授、周训芳教授等其它中青年学者一直在笔耕不 倦，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些学者们对环境权的研究，尽管在不同时期，在不同地媒 体上发表了多篇环境权论文，但是，其学术价值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提升，即使是新近推出的 周训芳教授的《环境权论》专著，似乎也还没有跳出环境权研究的怪圈之中。 在这些学者的环境权研究中，尽管，在具体细节方面，如研究视角、方法等存在差异，但有 一点是共同的，即基本上都认为环境权为公民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3]并以此为基础，来论 证环境权的本质、特征、主体及内容等。在笔者看来，如果将公民环境权界定为公民享有良 好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并将其视为人的基本权利是难以成立的，以下笔者将从几方面提出 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以引起环境法学界的反思。 一、重新认识宪法及环境基本法中“公民环境权”条款 环境权概念提出是在上世纪60、70 年代，后来在一些国际性宣言，如《东京宣言》、《人类环 境宣言》及《里约宣言》中都有体现。根据蔡守秋教授的统计，到1995 年世界上约有60 多 个国家的宪法或组织法包括了保护环境的特定条款。[4]对于这些规定，学者们理所当然地将 其视为对环境权的确立，并在此基础上将环境权视为一种新型的人权。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条款，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在创设一类新的权利。其实，它只不过是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等权利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公众发出的呐喊。 这种呐喊告诫人们是该保护环境的时候了，它不是对一种权利的确定，而是对环境保护的政 策宣扬、理念的揭示。如果说，上个世纪60 年代在法律上规定此类宣示性条款有利于唤起人 们的环境意识，有利于国家承担环境保护的职责，兴起环境立法的高潮的话，那么，随着环 境保护已经成为各国的基本国策的今天，此种宣示性条款的规定即变得可有可无，无关紧要。 法国学者亚历山大#8226;基斯在考察国际社会国际环境文件对环境权的规定时发现，20 世 纪90 年代通过的国际环境文件一般都没有提到环境权。如在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通过的文件几乎都没有提到环境权。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工作组曾考虑了 许多将环境权包括在《里约宣言》中的建议。在大会之前，宣言草案中有几个条款涉及对健 康环境的权利。然而，最后会议上却未能就是否在宣言中采纳这几个条款达成一致。1972 年 的《人类环境宣言》承认“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 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而1992 年的《里约宣言》则称之“人类有权享有与自然 和谐的健康富足的生活。”宣言中使用“权利”一词是在国家开发其资源的主权权利（第 2 条原则）和发展权（第3 条）中。[5]当然，这种变化并非说明国际社会不再关心环境保护问 题，依笔者揣测，这类宣示性的条款它不可能作为一种实质性的权利去推动环境保护事业。 事实上，国际社会在国际环境文件中开始将重点由形式上的环境权转向实质性对环境保护有 极大推动的公众环境保护权的确立上。[6] 这种认识也可以从日本90 年代制定《环境基本法》中得到反映。日本是最早提出环境权理论 的国家之一，可是，立法却一直对环境权持保留态度。在该法的制定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团 体都要求明确规定环境权，在日本律师联合会的《环境基本法纲要》中规定：“任何人都拥有 享受良好的环境的权利”，且把它列入实体法中作为可能获得救济的权利，但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