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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京市循环经济立法中的十大关系 王斐民 （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 摘要：北京市作为首善之区和环渤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应当如何贯彻实施国家的循环经济立法并根据北京 实际情况制定独具特色的循环经济立法则是需要认真讨论的课题。本文主要从十个法律层面的关系进行初 步分析。 关键词：循环经济 立法 关系 绪论 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D. Pearce)和特纳(R. K. Turner)在其1990 年出版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 (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书中提到“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 一词。有学者考证，这是循环经济最早出现在正式出版物中。 循环经济一词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Closing Materials Cycle)经济的简称，迄今并没有非常明晰而统一的定义。从发达国家来看，20 世纪70、80 年 代的环境保护运动推动人们关注污染物的治理问题，形成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方式。由于 污染治理成本高、对技术依赖性大、存在污染转移的风险，因此，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尽管在少数发达国 家得到抑制，但并没有在全球（包括发达国家）得到有效解决；而且“末端治理”方式无助于解决资源短 缺，因此资源短缺问题也日益严重。20 世纪90 年代，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潮流之后，循环经济 的理念成为一些发达国家解决环境问题中的指导思想。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资源使用的市场化程度很高， 并且由于其拥有较高水平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技术，因此其资源效率非常高，由此决定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并 非其关注的重点问题。发达国家最为关注的是“废物管理”问题，即处置废物、利用废物和避免废物。譬 如，发达国家中，德国和日本进行了较为完备的循环经济立法。尽管这些国家有关循环经济的立法都没有 直接出现循环经济的完整而准确的定义，但从其法律规定来看就是有关废物管理的法。从德国《物质循环 和废弃物处置法(Closed Substance Recycle and Wastes Management)》(1994年公布，1998 年修改) 第 2 条规定的适用范围和第4 条规定的“循环经济的原则”来看，避免废物、利用废物和处置废物是其适用 范围；先要避免产生废物，特别重要的是减少废物的量及其危害性，其次是利用废物，包括用来获取能源(能 源利用)，是其应当坚持的二个原则。第4 条最后1 款规定：“循环经济包括通过废弃物利用的取送系统， 运输、储存和处理准备、转让、收集和采集。”由此可见，德国的循环经济立法主要就是废物管理。只不 过是废物管理的领域已不仅仅是“末端治理”，已经延伸到生产和消费等经济环节。日本的《建立循环型 社会基本法》(2000年颁行) 没有使用“循环经济”的概念，而是使用了“循环型社会”的概念。根据该 法第2 条的定义，所谓“循环型社会”，是指，“通过抑制产品成为废物，当产品成为可循环资源时则促 进产品的适当循环，并确保不可循环的回收资源得到适当处置，从而使自然资源的消耗受到抑制、环境负 荷得到削减的社会形态”。由此可见，日本循环型社会的本质也是废物管理。与德国相同的是，其废物管 理也已经延伸到生产和消费等经济环节。与德国不同的是，日本还有一个《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1991 年通过1993、1999、2000 年修订)。这是由于日本大部分资源依靠进口，因此该法不仅要进行废物管理， 而且要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由于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立法”主要在“废物管理”领域，所以，一些国 家把“循环经济”就等同于“垃圾经济”。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转型国家，循环经济立法与这些国家所面对的问题有一致的地 方，但更多的是我们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独特问题。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可利用废物的回收在市场经济和 存在大量廉价闲散劳动力的条件下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不可利用的废物主要通过国家的环卫部门得 到较好的解决。我国当前正处于粗放型增长占主导地位的重工业发展阶段，资源效率低下，面临着巨大的 发展压力。技术水平低、环境资源意识薄弱、环境资源的市场化程度低、人口增长过快等基本国情决定了 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基于长期以来“赶超型”战略的驱动，我国当前工业发展的粗放型增长方式 具有“两高一低”的特征，即高消耗（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耗大量物质资源来实现的）、 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我国2003 年每亿美元GDP 消耗能源是日本的5.68 倍、德国的5 倍）。完成经 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则 是我国的循环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