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信息不对称的程序性补救研究.pdfVIP

、刑事诉讼程序篇 159 16．论刑事诉讼信息不对称的程序性补救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王东普蔡利周大凯 当前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与国际惯 例接轨、向市场经济看齐的问题。主体自由是市场经济最起码的主张和要求， 法律则是对这种自由的最低限度又最严格的限制手段。如何处理规范市场经济 的法律手段与主体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协调二者矛盾所带来的冲突，越来越 作为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法律界面前。尤其是作为对主体自由干预最为强烈 的刑事诉讼，适应主体自由的市场经济要求可谓任重道远；其中法官的作用是 不言自明的：他的决断往往具有直接导向作用——在干预主体自由与保护主体 权利的十字路口，究竟该何去何从? 显而易见，市场经济的基本主体构成形态具有二元以上的多元性，而不可 能是单元主体；其基本运动形式是合作与对抗，在不同主体间的妥协与斗争的 动态过程中，最接近公正的相对公正产生了。但必须看到，仅仅考虑这些是远 远不够的，因为这个相对公正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合作与对抗方所赖的信息具有 对称性，也即每一主体均有获取信息的同等权力，并且这种权力能够得到切实 保障和实际履行；没有公平获取信息的平台，也就不存在最接近公正的合作与 对抗——“各方当事人都应得到公平的机会来对另一方的论据和证据作出回 应”①。那么，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在保障嫌疑人及其律师与公安、检察机关 (简称侦控方，在本质上他们是刑事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之间公平获取信息方 面还存在哪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刑事法官又如何弥补信息不对称的缺陷，应 当作为法律界一个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而引起重视。本文拟从 实证角度对此坦陈拙见，以期引起职业法律人的争论与共鸣。 一、控辩信息的法律准对称性与现实非对称性——制度构建的缺陷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出台后，我们无论怎样评价其进步意义也不过分，因 为它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肯定有罪前嫌疑人的基本权利，确立了在法官宣告其有 罪前类似于假定其无罪的原则。这意味着他除了因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 视居住等强制措施而人身自由暂时受限外，与正常的公民没有什么区别。特别 ④[美]戈尔丁：《法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中泽奉，第241贞 160程序公正与诉讼制度改革 是，他有权在侦查开始到审判之前的时间段内，聘请律师来保护自己自由以外 的人身权力不受侵犯，包括获得法律咨询、应讯应诉指导和固定有利于己的证 据等法律服务，想方设法寻找制度空间洗刷罪名或减轻罪责。按诉讼法规定， 从他第一次被讯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这种获得生命健康保障的权利 和法律服务的权利即相伴而生。毫无疑义，我们构筑了保护嫌疑人基本权利的 法律框架，从而在自由与干预自由的紧张关系中找到了一种和谐，至少从形式 上是如此。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一立法的本来意思：警察、检察官从嫌疑人 供述及其供述线索中获取的信息，应由律师同等获得；在公正的法庭上，这些 信息将作为控辩双方从各自立场据以控辩即对抗的依据；这些有法律意义的信 息因双方平等获得而具有了对称性、可比性，居中裁断的法官所必需的更完 整、更均衡、更接近客观真实的信息就来源于此。反之，如果没有公平获取信 息的平台，那么就丧失了公平对抗的前提，法官的裁判即使形式居中而究其实 质则早已偏离了公正的轨道，因为轨道本身就是一个倾斜的平台。 显然，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有促使控辩双方在庭前公平获取 信息的善良愿望，并且做出了这些规定。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善良的愿望在现 实生活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实现?从以下三点看，答案是令人遗憾的。 首先，侦控主体与被控主体的技术信息具有不对称性。绝大多数的嫌疑人 都是法律的门外汉，绝大多数的侦控干警都是相对而言的法律通，嫌疑人很难 把自己的陈述与复杂的法律规范联系起来，也就谈不上预见这些陈述的法律后 果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刑事诉讼法因此规定嫌疑人在第一次被讯问后有权聘 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以弥补技术信息的非对称性不足；但这一规定用了 个讯问后而不是讯问时，这一字之别及其所带来的先斩后奏效果使律师提前介 入的法律价值大打折扣，实践中第一次讯问后一般情况下案件也就板上钉钉 了，即使钉不了钉，侦控方一般也不会通知律师来“添乱”。它意味着这一讯 问仍然是秘密审问，不谈违法取证的空问依旧，单说技术信息不对称的事实后 果已经产生了；而且同时也附带产生了侦控方与律师间获取信息的不对称性。 法律一方面强调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一方面又通过这一规定告诉你口供是何其 重要，而且给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