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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山东齐征律师事务所 齐彬利 证明犯罪需要什么样的证据，不同类型的国家、不同形式的诉讼制度、不同的历史时期，有 其不同的证明标准。由于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各种证据的核心，因而各国在进行证据立法时， 无一不对证明标准问题予以高度重视。我国目前尚未制定《证据法》，在理论和实践中，对刑 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认识和适用不尽一致，笔者不揣浅陋仅对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问题发表 一管之见。 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及性质 关于证明标准的概念，理论界有多种表述，但一般认为证明标准是指由法律规定的诉讼证 明中运用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所需要达到的程度。而刑事证明标准则是指由刑事法律规定的 刑事诉讼证明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需要达到的程度。证明标准与“证明任务”联系密 切，但两者概念不同，证明任务是在法定程序中特定机关、组织和人员依法运用证据进行证明 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否完成证明任务，必须用证明标准来进行衡量。达到证明标准的，即完成 了证明任务；未达到证明标准，则未完成证明任务。可见，二者之间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证明标准还与“证据制度”密切相关，有时甚至具有重合关系。这是因为证据制度的历史发 展，实际上就是从证明标准的角度，以证明标准为依据或标志来认识和划分的，着眼点就是集 中在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上，是对不同证明标准的概括。但是刑事证明标准作为整个证据制 度中证明标准的一个分支，又具有其内在的独立特征，更多更广的体现在从政治角度来考察证 据。 由于证明标准的性质最能体现出证明标准的深刻涵义，因此，对证明标准的性质从以下三 点内容分析尤有必要。 (1)目的性。任何证据制度的证明标准均具有其目的性。在神示证据制度中，以“神意” 作为判断案件是非曲直的标准，其证明目的即是迷信神示的真实。在法定证据制度中，法官只 能以法律预先对证据所作的各种规定为标准来判断和运用证据，因而其证明目的是达到形式 真实。在自由心证制度中，法官和陪审员是按照自己的良心和理性对案件事实进行自由判断， 形成内心确信，其证明目的可概括为客观真实。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其证明目的为客观真实。可见，证明标准的不同，证明目的也不同，归根结底是由特 定的政权意志和传统文化意识以及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2)层次性。刑事证明是一项认识活动，即通过现在认识过去。事实上，完全认识，完全 反映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刑事诉讼依次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诉讼阶段，对相关证明对象 的证明标准存在一定差异。一般来说，“绝对确定性”的证明比“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要 高；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要比“明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高；“证据确实、充分”要比 “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要高。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提出相应的证明标准，是客观求实的。任 何不分诉讼阶段不分证明对象而将证明标准一刀切的认识及做法都是违背认识规律，并对实 践十分有害的。 (3)独立性。较之多元性而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有其独特的要求，这与最古老的刑事诉 讼实行“民刑不分”、“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的一元制证明标准是不同的。刑事证明标准只有 一个，与民事、行政证明标准不能是一个标准。如我国目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 充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律真实”；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则是“合法有效”。这三大诉讼中 证明标准的不同体现了现代国家文明之诉的特点，同时也体现了三大诉讼中证明标准的不同 特征。“所有的审判或者以法定权利为基础，或者与政权无关。”[，]而刑事证明标准的政治性 使其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二、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需要完善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9、141、162条规定，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从侦查终 结移送审查起诉，到提起公诉乃至判决，都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种大一统的证明 标准，最起码有三方面的问题需要重新考虑。 (1)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审判三阶段的证明标准相同。无论是公安机关决定移 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或者是检察机关决定向法院起诉，或者人民法院判决有罪，立法均要求 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就证明标准而言，并非要三机关通过对诉讼程序的 逐步推进，最后在审判阶段达到，而是要求在侦查终结即应达到。起诉、审判阶段则主要起审 查“把关”作用。笔者认为，在侦查阶段，要求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固然是为了奠定 好证据基础，由于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不同，工作的侧重点不同，诉讼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