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源学与古代目录研究——以《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为例研究.pdfVIP

社，1979 2黄润华，屈六生．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3乌林西拉．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4孙蓓欣，申晓亭．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中国第一部大型少数民族古籍联合目录．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 ， (6) 5国家民委古籍整理研究室．新中国民族古籍工作．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6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族工作五十年》编委会．中国民族工作五十年．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7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史文献编译组．北京现存彝族历史文献部分书目．中央民族学院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史文献编译组编印，1981 8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9乌林西拉．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著录标准化刍议．福建省图书馆学会通讯。1986(2) 10张公瑾．民族古文献概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11牛汝极．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12戴庆厦．中国彝学．第一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论史源学与古代目录研究 ——以《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为例 史丽君(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善于运用多种考据方法对所著录的典籍展开考证，其 中考证史源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项内容。《总目》在著录典籍时，不仅注意“将文中人名、故事 出处考出，追寻其史源”，并且一考证其讹误’，看其利用的这些史料是否正确，即是否符合历 史史实；如有错误，还要进一步追寻造成错误的原因”。…试举几例加以分析： 追寻史源是《总目》考证史源的基本工作。如《辽大臣年表》、《金大臣年表》提要中日：“大 抵据二史《本纪》所载命官年月，编次成书。”【23《总目》指出这两部年表所据史料为《辽史》、 《金史》两部书中已有材料，作者仅将材料整理编次，并未进行任何再考证，从史源学上来讲，这 两部年表“但取便检寻，无所考订”，学术价值不大，仅具备工具书的作用。又如《续后汉书》提 要谓：“《魏志·废传》八十九，多援裴注以入传。其《增传》亦皆取材于注，间有注所未及者，建 安以前事则据范书，建安以后则不能复有所益。”[31《总目》对萧常《续后汉书》所用史料进行了 一番考察，指明其资料来源不外裴松之《三国志注》和范哗《后汉书》，并在考证史源之后做出 “大旨在书法，不在事实”、“常之所长，不在考证”的中肯评价。再如《契丹国志》提要载此书 “穆宗以前纪传，则本之《资治通鉴》，穆宗以后纪传及诸《杂记》，则本之李焘《长编》等书。其 《胡峤陷北记》则本之欧史。《四夷附录》、《诸番记》及达锡伊都等传，则本之洪皓《松漠纪闻》， 《杂记》则本之武圭《燕北杂记》，皆全袭其词，无所更改，间有节录，亦多失当。”【41在考证《契丹 219 国志》的史源之后，《总目》认为此书大抵取前入记载原文，分条采摘，排比成编，而且在引用材 料时多有失当之处。通过史源的追寻和史料的比较，《总目》以精密的考证为依据揭示了典籍 质量的优劣。对于那些仅取前人资料抄掇而成无所创建的典籍，《总目》评价较低，认为“不足 当著书之目”。”’试想如果离开了对史源的考证，还能做出这样准确的评价吗? 证讹误是《总目》考证史源的又一重要内容。如《七国考》中“秦水心剑事，本见《续齐谐 记》，乃云《白帖》；秦舍晋侯于灵台，本见《左传》，乃云《列女传》，亦往往不得其出典。”∞o通过 考寻史源，《总目》纠正了《七国考》两则错误。又如《大金德运图说》记载了大量关于金朝德运 的案牍之文，《总目》认为此书所持五德之说颇为荒谬，“五德之运不见六经，惟《家语》始有之。 而其书出于王肃伪撰，不可据为典要，后代泥于其说，多侈陈五行传序之由，而牵合迁就，附会 支离，亦终无一当。”[71通过考证五德之说的最初来源，追溯五德之说原本出于伪书，其论不可 靠，不可引为定说。再如在《郡斋读书志》旧1提要中，《总目》通过对《经籍考》所引内容的考证， 证明《经籍考》主要依据衢本而成，但兼采袁本，并指出当时流传的衢本和袁本都已经后人删 削，皆非当日原貌。这一考证纠正了人们长久以来认为《经籍考》皆采自衢本的错误认识。 经过对史料来源的一番考寻和纠谬，《总目》对典籍的评价更加中肯得当，还纠正了前人史 学著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