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丹青只言真与伪调素琴不计得于失.docVIP

鉴丹青只言真与伪调素琴不计得于失 　　已是初夏，在一间简朴却充盈着淡淡墨香的屋子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正在专注地抚琴，只见他时而颦眉幽思，时而抬头冥想，时而又慷慨激昂地跳跃着指尖，一曲《平沙落雁》被他演绎得精彩绝伦。这位抚琴的老先生，正是笔者此次专访的对象杨臣彬，也是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美术学院书画鉴定专业硕士生导师等数职于一身的书画鉴赏大家。琴声悠扬，随着这别开生面的采访，杨臣彬丰富而神秘的鉴定生涯在笔者眼前渐渐清晰起来。 　　 　　二十载库房工作是铺垫 　　 　　杨臣彬最初接触文物这一行，十分偶然。他告诉记者，自己1951年初参军，在南京军事学院教导团学习，1952年4月由于工作需要被分配到了故宫，这才与文物、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初到故宫的杨臣彬在这里当上了讲解员，经过简单的培训，他开始给观众讲解历代艺术藏品，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年多，也是杨臣彬接触文物的第一步。 　　几经周折，1955年杨臣彬被调到陈列部书画组做书画陈列工作，1959年他又被调到书画组库房，在这里一干就是20年。杨臣彬说：“库房工作比较辛苦，有很多具体而琐碎的事情，那时故宫收购的文物很多，每月都有一两百件，这些东西经过专家评价定级以后，都要收购入库，对其进行编目、排架，虽然很烦琐，但让我每天都可以直接接触到书画，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不仅如此，库房工作也让杨臣彬有机会接触到许多一流的专家。1959年故宫成立了文物定级专门委员会，书画评审组集中了当时全国最有声望的老专家，如：张珩、徐邦达、启功、谢稚柳等等。据杨臣彬回忆，这些老专家，一周至少来三次看画，他的工作就是每天上午把库房的画拿出来，按顺序挂起来，等下午专家们过来看。“他们时常会有争论，比如一件东西，一个说是真的，另一个又说怎么不对，我就负责把这些记录下来，每天我都能学到很多新东西，对我帮助很大。” 　　正如杨伯达先生在一次谈话中对杨臣彬所说的那样：“你的工作得天独厚啊，能接触这么多的字画，又能接触这么多一流的专家。”在杨臣彬看来，这么多年的库房工作，每天按规律上班下班，或许不会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书画有了最基本的认识。杨臣彬谦虚地说：“眼力在当时还谈不上，但通过在库房大量近距离的接触以及跟老师们的学习，我对各个时代书画家的风格有了一定的了解，提起某个画家的书画，脑子里都会有印象。” 　　杨臣彬对自己从事的库房工作也颇为自豪，他告诉记者，院领导有一次到书画库房检查工作，只给他10分钟，要他从浩如烟海的藏品中提出指定的10件东西来。杨臣彬马上胸有成竹地答应下来，果然，还不到10分钟他就取出了领导要指定东西。领导纷纷点头表示赞赏，并夸奖说“我们的库房工作就要搞得像你这样啊!”现在故宫的绘画库房里很多书画的标签都是当时杨臣彬用小隶书写的，为此他还特地到琉璃厂找了隶书碑帖进行练习。 　　 　　名师点拨终成鉴赏专家 　　 　　徐邦达先生是杨臣彬的老师，当笔者提及徐老时，杨臣彬感叹道：“虽然正式跟随徐老当助手只有8年，但他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杨臣彬刚开始书画组工作的时候，恰好和徐邦达先生在同一个组，由于工作关系，杨臣彬跟徐老学习的机会很多。徐邦达先生当时是书画组著名的老专家，专门做书画鉴定和研究。在徐老鉴定文物的时候，杨臣彬就会在一旁认真地记录，并问一些问题，徐老也都会欣然回答，丝毫没有专家的架子。闲暇的时候，杨臣彬还帮徐邦达先生整理一些资料，打打下手。 　　“文革”过后，老专家年纪都大了，为了抢救老专家的知识，培养接班人，故宫博物院决定给老专家配助手。杨臣彬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形，轮到给徐邦达先生配助手的时候，他坚持要自己挑，第一个便挑了杨臣彬。杨臣彬解释道：“因为他比较了解我，我也比较熟悉文物，什么东西他一说我就知道。徐老平时看画有什么要求，他研究的课题资料是什么，我都比较了解。此外，他喜欢好问的学生，我遇到问题当场就会问他。” 　　能成为徐邦达的学生，杨臣彬除了兴奋，就是努力地向老师取经。徐邦达带着包括杨臣彬在内的学生去全国各地考察，北到黑龙江、哈尔滨，南到昆明，几乎把全国走了个遍。每到一地博物馆看画的时候，徐老通常当着学生的面把画卷或者册页打开，先问他们感觉如何，并要说明具体的理由，接着指出正确与否，原因是什么?“徐老就是这样手把着手教，他教学生方面一点都不保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非常通达。” 　　杨臣彬给徐老当了8年助理，这期间学到了很多书画鉴定的真谛，但岁月不饶人，很快杨臣彬也到了天命之年。有一天，徐老对他说：“你已经是副研究员了，早就可以独立进行工作了，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忍心还让你当助手。”就这样，杨臣彬从徐老的研究室回到陈列部，开始了自己的鉴定事业。 　　 　　鉴定趣闻显行家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