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纪尧)精选.docVIP

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的法律保护模式探析 作者 管纪尧 （兰州大学 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本文以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为切入点，立足于“花儿”保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依托现有的法律，探索花儿的最佳的保护途径，主张建立以权利为核心的“花儿”法律保护体系，在此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整体予以关注。 关键词： 花儿 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律保护 “花儿”又名少年，是发源于甘肃省临夏市并流行于甘、宁、青、新等地区的一种山歌，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支奇葩，同时对于传承传统文化，加强西北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表明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和确立文化主权有着深远的意义，被誉为“西北之魂”。然而中华民族的这一瑰宝一方面在传承和弘扬上遭遇困境，另一方面像端午节被韩国抢先注册，花木兰被美国拍为动画，变脸绝技被海外泄密一样，屡遭侵权。正是基于此，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甘肃省莲花山花儿会、松鸣岩花儿会、二郎山花儿会等被收入其中，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对象，甘肃省政府也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计划在十年之内形成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全面展开。 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是“花儿”的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保护措施日趋丰富的前提下，完善“花儿”的法律保护体系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一方面“花儿”的保护只有在一整套的保障体系之下，才能高效和持续的开展，防止权责不明，互相推诿；另一方面现有的法律体系，对于“花儿”这一特殊的课题，在保护的范围、深度、机制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周延性，在基本原则、权利的主体，权利的内容，权力的配置上都存在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以上问题不解决，就难以从根本上保护或者说有效的保护“花儿”这一民间艺术形式。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进行了专门的走访和调研，发现在“花儿”保护的过程之中，法律依据仅仅是国务院的相关通知和地方规章和条例，而且上述的法律性文件仅仅是局限在政府行为的指导上，宗旨是挽救性的，目的是消极性的，即仅使其不灭亡为限，除立法层次低之外，对于私法范围内的权利主体、内容，与已有法律的衔接均无相关的规定，造成“花儿”的保护随政策而起伏，缺乏相应得稳定性，仅仅以政府为主体，缺乏全民的参与，最终是力度不深，效果不佳。 一、花儿法律保护理念的理顺-----保护与弘扬的矛盾统一 在“花儿”保护的实践中，人们认识到挽救和开发的重要性，均主张要对“花儿”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加以保护，然而在保护的内涵上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保护的实质是不使“花儿”灭亡，因而越多人来利用越好，越有利于“花儿”的发扬光大，这种利用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权利的制约，所以不应该对“花儿”的所有者（群体或者个人）赋予种种权利，而使“花儿”的保护活动受到种种的限制，束手束脚，最终不利于“花儿”的传承和弘扬。 该观点固然认识到了“花儿”作为民间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法律保护，特别是著作权法律保护中的特殊性，即“花儿”权利主体的群体性和个人创作的交叉，保护的重点在于更广泛的传播，所以应该对“花儿”的保护实施特殊的权利制度，如改编的自由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花儿”的利用是完全无限制的，不需要支付任何的对价，否则就会从根本上挫伤“花儿”开发和传承的积极性。 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商业性文化给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当迎合大众口味的商业性文化铺天盖地袭来时，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大大缩小，而包括“花儿”在内的传统文化不应当作为珍稀品种被保护到温室之中，“花儿”或者说其他浩繁的民间文艺有着它自身独特的魅力，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深厚的民族底蕴，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花儿”加以改造，去适应文化生态的变化，而不是人为地改变传统文化的环境，勉强维持，因为长此以往，被特殊保护的传统文艺因为脱离实际，成为无源之水。而传统民间艺术融入当代艺术舞台，一方面是艺术形式的更新和改革，另一方面就是利益取得、分配机制的探索。从根本上讲，传统文化保护的动力不是也不应当是来源于外部力量的驱动，不在于政府亦或是社会团体给予多少资金的支持，根本的是传统文化内在的利益分配机制的挖掘。依靠外部力量的开发和利用，固然可以保护花儿的短暂繁荣，但如果由开发而获得的商业利益不是用于进一步的保护和发掘新的、更多的民间艺术形式，那么传统的民间艺术会因为供血不足而日益萎缩，毕竟政府或社会的输血是有限的，只有包括“花儿”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找到自己的价值定位和利益分配机制，在满足群众精神需求的同时，形成自身的循环和传承，变成文化生态链上的一环，它才能真正成为被救活的民间文艺，其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因而问题的解决在于平衡好“限制”和“弘扬”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