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运“教父”何振梁.docVIP

中国奥运“教父”何振梁 　　当“北京”这最后两个字从萨马兰奇嘴里吐出时，直播大屏幕上出现了何振梁特写――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泪水恣意流淌…… 　　 　　新中国奥运会的先行者 　　 　　1929年，何振梁出生在江苏无锡市郊一个叫田屠里的地方，小学上到三年级，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中断了学习。 　　1938年，何振梁随全家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转读教会学校。1950年，21岁的何振梁从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毕业。当时新中国刚刚解放，由于大量外事活动需要翻译，共青团中央到上海选调外语干部，到有法语教育传统的震旦大学找人，就这样，何振梁从上海到了北京。 　　在团中央，他的第一次翻译任务，是接待1950年4月来华访问的法国劳动青年联合会总书记。尽管学过多年法语，但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大量词汇的法语，他还是第一次接触，“同学”和“同志”这两个词在法语里是同一个，他也是第一次知道。 　　在努力提高法语水平的同时，何振梁还参加了团中央机关组织的俄语学习，并且自学英语。 　　本来在团中央工作好好的，1952年，何振梁的事业突然开始了一个重大转折，直到今天，他还开玩笑地认为那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走上了体育之路。 　　7月的一天，何振梁临时接到出国通知，要他作为翻译参加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在此之前，他还不知“奥林匹克”为何物。 　　根据周恩来总理“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的指示，一个由团中央书记荣高棠担任团长的40人体育代表团，乘坐几架小飞机连夜赶往芬兰。由于时间仓促，球类运动员都未赶上比赛，只有游泳运动员吴传玉赶上了100米仰泳预赛，可惜遭到淘汰。 　　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也是何振梁个人许多第一次的开始：第一次在运动场上参加中国国旗的升旗仪式；第一次看美、苏两个阵营的篮球决赛；第一次在工作中交替使用他精通的法语、不熟练的俄语、英语给人做翻译。 　　这次短暂的“客串”翻译，让本来就很“抢手”的何振梁在赫尔辛基奥运会后成为国家体委、外交部等多个部委“抢着要”的人才。在争取他的人当中，当时主持体育工作的副总理贺龙是态度最坚决的一位，在他的坚持下，何振梁于1955年调入了国家体委。 　　从此，中国少了一个优秀的高级翻译，但多了一个杰出的体育外交家：为了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升起五星红旗，何振梁贡献了自己未来的全部岁月。 　　 　　舌战蒙德维地亚 　　 　　1979年4月6日，国际奥委会在乌拉圭首都蒙德维地亚召开第81次全会，主要议题是中国能否重返国际奥委会。 　　正是知天命之年的何振梁，代表中国奥委会做主题发言，主题有两个：一是让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另一个，是请求取消台湾的国际奥委会中国代表的资格。形势并不乐观，国际奥委会里支持中国重返的委员不占多数。 　　以一敌众，镇定的何振梁上演了一场“舌战群儒”大戏。做了台湾和大陆关系的陈述后，一个委员即席发难：这里谈论的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体育跟政治无关。他要求何振梁不要在这个场合发表政治言论，“我们不谈政治”。 　　何振梁沉着应对，他答道：“先生，您说我不应该以政治问题来回答您的问题，但是我想告诉你――首先你的问题是政治性问题，我必须以政治性的语言来回答你的政治性问题。” 　　有15个委员先后向他提问，提问者既有来自友好国家的委员，更有对中国持有某种排斥情绪的人，来自英国的埃克塞特侯爵、肯尼亚的亚历山大等人，都想用北京对台湾没有“实际管辖权”这张牌来压中国。情势很紧张。何振梁回忆往事，却说自己“没时间去紧张”――“紧张什么啊，当时只能高度注意他们提的是什么问题，我应该如何回答，把主要问题回答完后，还要利用他们话里的漏洞来反驳。” 　　在反复说明“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地区”的立场后，何振梁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恢复奥委会身份后，可以特许台湾地区以中国台湾奥委会的名称留在国际奥委会，但不得使用其所谓的“国旗”、“国歌”以及任何“中华民国”的象征。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以这样明确的语言表述台湾问题。 　　何振梁的沉着和机智，在随后于日本名古屋举行的执委会上获得了回报――决议一致通过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 　　 　　莫斯科的眼泪 　　 　　看过莫斯科申奥直播的人一定都记得，2001年7月13日，何振梁作为北京申办陈述人的第一句话就抓住了所有人的心： 　　“不论你们今天作出什么决定，都将载入史册，但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你们今天的决定，可以通过体育运动促使世界和中国拥抱在一起，从而造福全人类，如果你们把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荣誉授予北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7年后的北京，让你们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 　　“Bravo(棒极了)”，都灵市冬季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