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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现的日本式铜镜初探 　　编者按： 　　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和各民族文化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在文化等诸多方面有着特殊而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早在弥生时代，中国汉镜传入日本，北九洲出土汉代、三国制造的铜镜达300多面。据《三国志》记载：景初二年(258年)六月，魏明帝曹睿赠送日本女王卑弥呼的物品中有“铜镜百枚”，对日本的制镜业产生深远的影响。日本从仿制中国铜镜到日臻完美的“和镜”形成，井于桃山、江户时期以商贸方式销往中国。精湛的工艺，似锦如画的纹饰，赢得了中国市场，使中国制镜作坊纷纷仿制，一时形成了日本式铜镜在中国尤其是东南沿海区域流传。日本式铜镜国内媒体介绍甚少，特刊发此文以飨读者。本文介绍的日本式镜，究竟是日本镜，还是仿日镜，还需作进一步研究考证。 　　日本镜何时传入中国，中国何时开始仿制?至今尚难觅研究著文。清道光元年(1821年)，冯云鹏著《精索》一书的附录部分收载有“日本国镜”10件，云由日本长崎港舶载而来，当时作者鉴其纹样新颖而收录。建国后全国各地博物馆相继在书刊上收载过屈指可数的日本镜，但就它的特征、流行年代、何时传人等相关问题均未涉及，它给我们留下了有待研究的课题。四川省博物馆藏“菊花龟背纹柄镜”(图1)，直径11.3厘米，通长21.6厘米，宽缘，龟背纹中心饰菊花一朵，花下有“天下一佐渡”款。佐渡时限为宽永八年(1631年)，相当于明崇祯四年。吉林省博物馆藏“桐叶徽龟鹤纹镜”(图2)，1964年从吉林市出土，直径8.7厘米，低窄缘，中心龟钮，钮上方两只飞鹤相向对称，龟鹤喙相接，内外区满布菊花纹。上列之镜明代由日本舶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及湖南省博物馆所藏日本镜中以江户镜为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继在中国发现有日本式样的铜镜，笔者集藏实物及镜图130面，汇编成《日本式铜镜图录》，其中由日本造原型镜占69％，余为中国仿制。20世纪中叶相继在中国各地发现被馆藏的日本镜，至今最早可以溯到宋、金时期，日本和镜传人中国的以江户镜为主。 　　日本江户原型镜的形制风格，以圆形带柄为主，早期镜小，径约18厘米左右，柄相对较长，面径与柄长比等长或柄略短，随后镜面逐渐增大，而柄则短。低窄缘，粟粒地纹，浅浮雕工艺精湛，以松竹梅兰、天竺樱树等为题材，常与龟鹤、飞雀、蝴蝶组合成吉祥喜庆图案，也有湖光山色、亭台楼阁风景画。有的在浮雕主纹外区用珠粒、棱格、花锦图案装饰衬托主纹。“徽标”是江户镜的一大特色，在镜的正上部置圆环或方棱，内饰花叶者称“徽”，有吉祥文字者谓“标”，日本称徽标为“纹章”，是家族标记的传承。江户镜上多数有汉字楷书直行铭“天下一”或工匠名款。 　　 　　 　　在中国民间发现一些形制风格特殊的铜镜，特别是圆镜宽凹面缘，内切弦纹环，印章式柱形镜钮，钮上有中国工匠名款，成典型的明代镜形制。已见的钮上铭款有“珠珍仰记”、“方仲名造”、“黄家自造”、“云冬方自制”、“方仰春制”等。有的钮铭字迹模糊，难于辨认，估计远不止这些。它们所用的铜镜图案是日本“和风绘”江户镜风格。给收藏研究，考证断代带来诸多的困惑，已发现的形制风格及镜匠名有三种不同组合形式。 　　1　同镜纹不同镜形的工匠铭款不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历代铜镜纹饰》417图“黄家花鸟镜”(图3)，为圆形镜，宽凹面匕缘，钮柱上铭“黄家自造”楷书四字。主纹一棵苍松蟠虬曲枝，松下兰草丛生，岩上立鸟与空中飞鸟相呼应，成松兰双鸟图案，钮上方有圆形飞鹤图徽，浅浮雕工艺。笔者藏有一面窄缘柄镜，粟粒地纹，镜纹与黄家花鸟镜相同，左下方有直行汉字日本镜匠“藤原光长”铭款，江户镜风格，称“松兰双鸟柄镜”(图4)。题材与风格是日本和镜中常见的松鸟写生画，松针短密聚集成球状，富有日本大阪松的特征。两镜虽镜纹相同，但圆镜呈中国明代镜形制，而柄镜则有藤原光长名，颇有日本江户镜风格。 　　2　明镜形制“和镜”纹样，只有钮铭。具有代表性的“滨洲双鹤镜”(图5)，宽凹面匕缘，圆柱状钮，钮上有镜师铭款“何滓然制”，镜纹远处堤岸迂曲，苍松成林，近处波光粼粼，二支芦苇挺立摇曳，一对仙鹤在泽水中展翅鸣舞，钮上方圆形三叶图徽犹如红日当空，旁有云纹飘浮。风景如画，工艺精湛，堪称中国仿江户镜的艺术精品，兼备显著的明镜形制及日本镜纹样为一体。 　　3　明镜形制和镜纹样，既有钮铭，又有日本工匠名。这类镜取中国明镜形制，圆形凹面匕缘，印章式柱状钮铭“方仲名造”四字，采用日本传统的蓬莱纹。左侧苍松蟠虬曲枝，枝叶繁茂，松旁三枝秀竹穿松挺茎曳叶，左下地上龟鹤相视，龟头生角，昂首张望，尾披长绿毛，鹤展翅回首顾盼，空中有鹤飞翔，上方有方菱叶徽，左侧有藤原光长镜师款的“松竹龟鹤镜”(图6)。又如“山水塔亭镜”(图7)钮铭“珠珍仰记”，镜纹山岩叠嶂，松柏深处塔楼飞檐。洲外波光烁影，水面远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