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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文献的和谐思想 　　摘要：乌江流域地域广阔，杂居着近五十个民族。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文献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主要表现为大义为重的家国和谐观、和平共处的民族和谐观、古今一体的历史和谐观、舍一共存的天人和谐观和一脉共存的灵肉和谐观。 　　关键词：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碑刻；和谐 　　中图分类号：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2-0151-07 　　 　　我国素有树碑记事的传统，其远源当溯及古代铭颂之体。“刻石之文，源自铭颂。先秦以来，素有颂诗美德、勒铭记功的传统。”兼有雍容典重、辞句简古的秦代刻石是我国碑文的起源，故吴讷《文章辨体序?碑》云：“秦汉以来，始谓刻石日碑，其盖始于李斯《峄山》之刻耳。” 　　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的河流，流经黔、滇、鄂和渝等省市，流域面积共8.8万余平方公里，是汉、苗、土家、彝等近50个民族杂居之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人口总数的32.8％。乌江流域人文底蕴深厚，各族人民创造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碑刻是其载体。“这一块块散在乌江流域的石碑……折射出乌江流域的儿女世世代代筚路蓝缕的拓荒精神，诉说着乌江流域的先民开发乌江的艰难历程，展示了乌江流域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乌江文化。”翻检现存于《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恩施自治州碑刻大观》、《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贵州省志?文物志》、《毕节地区志?文物名胜志》、《遵义地区文物志》、《乌江流域考察记》、《恩施自治州碑刻大观》、《彝文金石图录》、民国《息烽县志》、《贵阳市志?文物志》、《思南府续志》、光绪《黔江县是》、民国《威宁县志》和民国《沿河县志》等文献中的碑刻资料，可以发现和谐是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文献的主旨，主要表现在家国、民族、历史、天人和灵肉等方面。 　　 　　一、大义为重的家国和谐观 　　 　　乌江流域急公好义的各族人民逐渐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往往能正确处理小家与国家的关系，故历代碑刻蕴含着以大义为重的家国和谐观念，表现在忧国爱民和励精图治等方面。 　　第一，忧国爱民明大义。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人们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慷慨赴难，当地的历代碑刻文献清楚地记载了各族人民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巨大作为，显示了以国为重、舍小家为国家的高尚品质，体现出以国家大义为重、家国一体的思想倾向。 　　一是赞赏平定叛乱的史实。元明清时期在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中央王朝力图将乌江流域纳入掌控范围，限制土司的权力，赋予相关义务；土司作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者，和中央王朝在维持统治和获取利益方面有共同目标。由于二者存在难以调和的权力与利益冲突，故乌江流域曾有播州等地的土司发动叛乱。封建王朝积极应对土司叛乱，征调军队维护稳定，故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留存反映上述史实的碑刻。播州土司杨应龙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举兵谋反，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化龙率师平播。“时总督李化龙已移驻重庆，征兵大集，遂以二月十二日誓师，分八路进，每路约三万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旗鼓甲仗森列，苗大惊……计出师至灭贼，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斩级二万余，生获朝栋等百余人。”明政府除征发官军平叛外，还征调了酉阳土司和石硅土司等的士兵武装。《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二十八年(1600)春正月，杨应龙勒兵数万，五道并出，攻龙泉司，守备杨惟忠拥兵二千，以势不敌……思南鹦鹉溪安志民率步卒二百拒守……石硅宣抚司马千乘军邓坎……酉阳宣抚司冉御龙进攻官坝。”江盈科《黔师平播铭》记载：“按播贼之始发难也，祸中于黔凡数四：初犯飞练，次犯东坡，又犯龙泉。黔之将帅为鱼肉者，二十人；健儿战卒，歼谬儿尽；元元之血涂草野、骨埋蓬蒿者，不下万余……一战而抵旋水，再战而拔高囤。乌江受挫，士气弥励。及三战四战以至八战，连破险崖，直抵贼庭。楚蜀之师，十道并入。酋遂计穷，雉经以死，妻子尽俘。”陶望龄《西南平播碑记》叙述平播首末，邹德溥《郭青螺祠碑记》和胡执恭《平播州颂》4等亦记述平播事迹。唐崖土司“从元至正六年(1346)建立，到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废止，历时389年”㈣，也曾参与平叛。谭鼎因于天启三年(1623)奉调征讨奢崇明和奢世辉叛乱有功，被巡抚朱燮元奏升宣抚使司，故《唐崖土司城石刻》所云“荆南雄镇，楚蜀屏翰”也是土司护国尽忠的标志。 　　二是讴歌维护统一的忠烈。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土司为“保境安民”而拥有强大的土兵武装，是明朝抗击倭寇侵略、抵制后金军队的重要力量。以秦良玉为代表的石硅马氏土司“前后共计833年，历史极为悠久”。清代石硅同知王萦绪《秦宫保庙碑记》记载修建秦宫保庙的始末，赞扬秦良玉征播讨蔺和“镇乱讨贼”等业绩。酉阳宣慰使冉氏维护明朝统治，夫人白氏亦曾抵抗后金军队和平定“奢安之乱”。黔江知县戴可彦《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