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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运作的可能性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个民族历代先辈奋斗和创造的历史实录，是一个民族深入脊髓的文化积淀，它所承载的是整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与文化精神。无论是为自身发展，还是为了全人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们必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不断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产业化运作，产业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成为争论的焦点。不可否认，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而言，现代产业化运作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是否原生态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终极目标，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产业化运作并非洪水猛兽，只要运用得当，相信一定能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符号价值探讨其进行产业化运作，以开发促保护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G913.4；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068-06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个民族历代先辈奋斗和创造的历史实录，是一个民族深入脊髓的文化积淀，它所承载的是整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与文化精神。保护非物质文遗产有利于各民族获取文化认同，维护文化主权，有利于民族国家抵制外域文化霸权的渗透，在国际文化竞争中提升本国的文化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维护世界文化的平衡发展，保证人类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所以，无论是为自身发展，还是为了全人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们必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模式的探讨成为近年来国际、国内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一个话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产业化运作，产业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争论的双方针锋相对，注重经济效益的一方高举“发展是硬道理”的大旗，主张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市场进行商品化开发利用，认为“文化遗产今后应向文化产业转化，一旦形成品牌效应，将推动旅游业等产业的发展，这将是保护文化遗产的一条有效途径。”[1]而强调原生态保护的一方则认为，产业化“不仅不能‘复兴’一个崩解中的文化活体，反倒只能加速它的死亡。”[2]从而拒绝考虑任何产业化的合理方案。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产业化运作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如获得极大成功的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不仅是舞台艺术的积累和发展，还为我们开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产业化运作的成功模式。《云南映象》当中的舞蹈元素，都来自于云南民间，甚至70%的舞蹈演员都来自于田间地头，《云南映象》的成功不仅让我们领略到云南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和旖旎迷人的自然风光，还让我们看到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可以进入产业化运作，而且，产业化运作也是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 　　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产业化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发生偏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晓真曾撰文指出，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尤其值得注意也非常可怕的是，很多地方把保护工作同经济利益挂钩，以文化产业的方式来制定政策，这就更加凸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资源的被动局面，更加偏离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 　　刘晓真指出：必须看到，在保护的热潮之下，更多的行为是对文化资源的聚拢和利用。在经历了几十年间各种社会因素的冲刷之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艺术样式、精神内涵不同程度的丧失是显而易见的。以民间歌舞为例，原本作为民俗组成部分的元素被独立出来，被看作艺术的形式。舞台艺术在向民间艺术学习之后，已经以非常强势的姿态反过来影响民间歌舞的发展，其风情化和装饰性深深改变了民间歌舞的本性。在这种状况下，断续留存下来的形式便成为关注的焦点，尤其体现在近些年来各种各样的民间艺术比赛和会演活动中。在去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专场晚会”中，除了已经成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4个品种以外，还有来自福建泉州的南音、河南少林寺的功夫、云南彝族的海菜腔、贵州的侗族大歌、山西左权民歌。几年前就在央视歌手大赛中以海菜腔一举成名的云南彝族姐弟和获得全国十大歌王称号的山西羊倌石占明，如今都已经是舞台经验老到的演员，歌声依然是那个歌声，但熟悉他们的观众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其中缺失了初出茅庐时的乡土气质。因为舞台，他们作为优秀民间艺人有了改变人生的际遇，而对于他们所承载的艺术形式来说，这也许恰恰就是一种损失。因此，对于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人的心理和思想层面上的关注恐怕要比对艺术形式的关注更为重要。 　　还有一部分学者持一种折中的观点。在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