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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党的思想路线所指 　　摘要：党的思想路线研究长期以来偏重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视野，而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解读则会有新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制定唯物史观的“物质”动机，即缘于破解“物质利益”之“难事”、发现“现代无产阶级”之“使命”；基于这个视角可以看到，“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之所以凸显的社会历史背景，就是党的实践活动或“闯入”的新“环境”与既有的思维模式甚至“经典论断”相“抵牾”而致使党的事业或人民利益濒于绝境，出现了非“理论联系实际”不可的历史危局 　　因而，必须结合一定的历史背景去把握党的思想路线具体所指而不能限于方法论范畴。 　　关键词：唯物史观；思想路线所指；问题 　　中图分类号：A81；D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149-04 　　 　　学术界对党的思想路线的研究目前还局限于“辩证唯物主义”(这里专指起源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认识论、方法论范畴，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党的思想路线或“实事求是”理解的“常识化”现象。仅有少数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以唯物史观为视角。因此，应当重视唯物史观视野下的党的思想路线的研究。 　　 　　一、马克思、恩格斯制定唯物史观的“物质”动因：破解“物质利益”之“难事”、发现“现代无产阶级”之“使命”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他发现唯物史观的最初动因作了他一生仅见的“直白”。1842―1843年间，作为《莱茵报》的编辑，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当时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以及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等等，是促使马克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显然，马克思耗掉一生大部分精力研究“经济问题”这类“历史观”问题而发现唯物史观，且通过《资本论》而对唯物史观予以实证分析、进一步使之精致化――并非出于纯粹的“理论兴趣”，而是首先面临的非常“世俗”的“林木盗窃”、“地产析分”、“摩塞尔农民状况”、“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这类(贫困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其次是发现自己在有关“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类“法兰西思潮”的“评判”中“实际知识”之不足。一句话，发现唯物史观，是由他早年遇到的社会历史实际问题或“难事”所“逼”出来的。恩格斯在不同场合对此作了这样的“披露”：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罗素则站在西方哲学史角度指出：“向来倡导劳动价值说，通常是出于对某个被看成掠夺性的阶级的敌意……李嘉图主张它以反对地主，马克思反对的是资本家”。不难看出，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最终指向是借此“发现现代无产阶级”。 　　所以，唯物史观既是一种“形而上学”――从理性的高度或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层面去“解释观念的形成”、“历史的动力”、“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特别是追问、探索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发展趋势与人类社会的前景；又是一种“强意识形态”――面对资本时代的社会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现象甚至“异化”现象，为居于社会底层的基本居民――产业无产阶级直至整个人类寻觅“治本”的“药方”，以致得出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这一富于哲学意蕴的判断。这样，发现唯物史观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阶级社会的一次巨大科学结晶，又是他们唤醒人类奋力摆脱“阶级社会”局限或民族偏见的一次巨大“善举”。 　　唯物史观骨架虽然搭建起来了，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将它绝对化、固定化而“占有”之。相反，他们向人们“挑明”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特别强调社会历史规律的具体性、复杂性和特殊性尤其是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欧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恩格斯明确反对将他们关于社会历史规律的结论“公式”化，告诫人们“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规律”，否则，会将唯物史观及其方法“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他们强调捕捉社会历史规律的“人口”或“抓手”问题。马克思“在受到最沉重剥削和压迫，被剥夺一切权利的人的处境和生活中，寻找能废除剥削和压迫的一种革命政权的基础”。恩格斯提出“探究……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