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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今生今世 　　2011年5月，“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大师系列电影在台北上映，掀起一股文学怀旧风潮。这六部文学纪录片不仅重新理解了岛屿上的重要创作者，也藉着影像的叙说带我们重返上世纪中叶，一个令人陌生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或许都是苦闷的，不是感时忧国，便是为着自身的存在而焦虑。幸好有文学这个出口，可以寄托怀抱，可以发泄情绪，用美的形式去承载许许多多苦难。 　　陈传兴导演拍摄的《如雾起时》，传主是郑愁予。整部片子的氛围感伤悲凉，用灰暗的光影铺陈诗人的飘浪踪迹。陈传兴的企图极大，想要透过拍摄郑愁予的文学交游，向上追溯时代的风华。于是片中出现了张充和，接上了1930年代。当镜头聚焦在爱荷华（Iowa）时，我终于看见了民国奇女子聂华苓。那一幕画面让我胸口温热，不能或忘。那是发丝斑白的郑愁予，陪着聂华苓到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墓前凭吊。郑愁予安慰着聂华苓，流露出最动人的真情至性。保罗的墓碑上写着： 　　I cant move mountains. 　　But I can make light. 　　（我不能移山，但我能发光。） 　　2003年，保罗?安格尔离世已经十二年，聂华苓写出了《三生三世》这本文学自传（此书在2004年出版）。她回首往事前尘，靠着文字留住故事，这本书等于是她所遭遇的二十世纪。晚出的《三辈子》，可说是《三生三世》的延伸与补充，相片资料增加了，回忆也更加丰沛。她开卷语写道：“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空间的隔阂、身世的飘零，是大时代造成的。“三辈子”的概念统括全书，生命历程看似断裂，其实根脉相接，这指涉的是她去国怀乡的漂泊，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的一路流离。她说：“我今年八十六岁。我流浪了八十六年。”然而她依凭着美好的信念，去追寻永恒的信仰，终于在文学里开枝散叶，在爱情中获得最温暖的庇护。 　　聂华苓1925年生于武汉，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1949年到台湾定居，致力创作，并担任《自由中国》编辑。1951年，《自由中国》刊登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激怒当局，胡适去信辞去发行人名义。1960年，雷震和李万居、高玉树、傅正等人准备筹组新党，想将言论自由进一步推动为政治实践。结果《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傅正、刘子英、马之?X被诬陷“涉嫌叛乱”，受军法审判入狱。而刘子英、马之?X正是当局用来对付雷震的工具。 　　这场政治风暴自然威胁到聂华苓的日常生活，《自由中国》停刊后她短暂在台湾大学、东海大学任教。她与王正路育有两女，抵台后夫妻不睦，结婚十二年间，真正相处时间只有五年。王正路在1957年独自赴美进修，聂华苓与母亲、女儿相依为命。1962年，聂母肺癌去世，聂华苓面对的是“白色恐惧，母亲亡故，婚姻癌症无救。活着，只是为了两个孩子。”1963年诗人保罗?安格尔来台，与聂华苓在美国文化参赞的酒会上相识，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他们在短短的时间里相识相知，不忍分别，只好叫出租车司机在台北城里绕啊绕，到哪儿去都行。后来司机要回家了，把车停在聂家巷口。保罗后来回忆，他当晚许了愿：“我愿望再见你，再见你，再见你。” 　　1964年，聂华苓应保罗之邀，到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创作坊，两个女儿暂留在台湾的妹妹家。1965年结束了与王正路的婚姻关系。1971年，两个女儿开车送妈妈出嫁，聂华苓与保罗到法院办结婚手续，在场的还有郑愁予夫妇等人，证婚的法官竟正是保罗离婚时为前妻辩护的律师。 　　1967年开始，她与丈夫在爱荷华大学创办“国际写作计划”与“作家工作坊”（1961~2010），广邀各国作家来此交流。在那冷战的年代，国际情势诡谲不安，他们俩提供的这片自由创作园地，不知造就了多少作家的奇花异卉。受邀的作家总计一千多位，来自七十多个国家。其中华文作家有：丁玲、艾青、王蒙、吴祖光、余光中、白先勇、林怀民、杨牧、王文兴、王安忆、苏童、余华、莫言……总计一百多位。他们家的客厅总是笑声不断，世界各地的文学家在此交会。这对温暖好客的夫妻，守护自己的文学梦，也守护许多作家的文学梦。 　　聂华苓说：“二十世纪是流放人的世纪。……坐牢是流放，离开家园是流放，甚至在自己的家园，也可能流放。还有被迫的流放，自我流放。”她的小说代表作《桑青与桃红》书写离散经验，深刻反思女性启蒙。书中女主角人格分裂，桑青与桃红是一体的两面。动乱的时代中，纯真可爱的内地女孩桑青，到了美国竟然成为性狂欲女。里头关心的，终究还是人的命运，特别是个人在集体之中的命运。聂华苓接受姚嘉为专访时如此说道：“我写的是人。二十世纪的人的处境。这种小说不容易看，不是畅销书，年轻的读者不看，觉得格格不入。我写的是另一个时代，在文化上，历史上，年轻的一代根本接不上。” 　　相较之下，《三辈子》让年轻读者非常容易就可进入聂华苓的二十世纪。因为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