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后期二胡音乐创作的多元样式解读.docVIP

２０世纪后期二胡音乐创作的多元样式解读 　　20世纪的二胡音乐创作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即初创时期（1915―1949）、发展时期（1950―1979）、繁荣时期（1980―2000）①。20世纪二胡音乐创作的后期（即繁荣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文艺思潮和艺术创作手法被引入中国，从而掀起了中国音乐审美思维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音乐界的先锋音乐和流行音乐创作波澜壮阔，波及到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二胡音乐也不例外。 　　在二胡音乐的创作领域，一些中老年作曲家依然保持着自刘天华以来的传统的创作手法，而部分年轻作曲家则将二胡作为其试验创作的对象，采取了各种现代的，甚至是后现代的创新手法。其中，也不乏有一些作曲家则采取“中和”的手法，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此外，还有部分创作者则干脆“拿来主义”，直接将国内外其它乐器的优秀作品移植创作成二胡作品。因此，在二胡音乐创作领域就出现了多元创作技法并存的格局。这不仅促使二胡音乐作品的空前繁荣（这个时期仅二胡协奏曲就达120首之多），也极大地推动了二胡艺术的整体发展。 　　 　　一、根系传统――传统创作样式 　　 　　传统创作技法是自刘天华以来，在中国民间音乐创作技法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了西洋传统的作曲手法。即在线性思维、五度相生和十二平均律的基础上，采用传统规范的和声、明晰的调性布局、凸现的曲式结构、歌唱性的主题而形成的作曲技法。因此，明晰的调性布局、三部性的曲式结构、歌唱性的音乐主题就成为了传统创作技法下产生的二胡作品的典型特点。 　　传统创作样式的二胡作品，在调性布局方面主要采取多调性的转换，促使二胡的弦式也不停地更换，从而达到音乐的对比与发展，也以此来增加二胡演奏技法的难度，如附表一；在曲式结构方面，多采用“A―B―A”式的三部性结构为主。无论是中小型的独奏曲还是大型的协奏曲，乃至交响性协奏曲大多如此。如：《葡萄熟了》、《红梅随想曲》、《新婚别》、《蓝花花叙事曲》、《白蛇怨》等。只不过在板式或者速度方面有所区别。如“快―慢―快”或“慢―快―慢”；传统技法下的二胡作品中，最富特色的就是歌唱性的音乐主题。如：《蓝花花叙事曲》、《新婚别》、《红梅随想曲》、《别亦难》、《莫愁女幻想曲》、《望夫云》、《白蛇怨》、《葡萄熟了》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专业作曲家加盟二胡作品的创作队伍，并利用这种创作模式进行创作，如：张晓峰、关铭、何占豪、吴厚元、朱昌耀等。这就改变了长期以来二胡演奏者是创作主体的局面，从而促使二胡音乐创作的空前繁荣，并推动了二胡艺术的迅速发展。这种传统技法下产生的二胡作品依然是这个时期二胡音乐作品的主流，其代表性作品如：《长城随想》、《新婚别》、《蓝花花叙事曲》、《红梅随想曲》等。 　　 　　二、推陈出新――现代创作样式 　　 　　现代派创作技法是指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一些采用泛调性、无调性的手法，旨在打破大小调式功能体系的作曲技法。其手法主要是突破传统的作曲规则的约束，遵循创新、出奇的原则，如兴德米特的作曲技法和勋伯格的十二音序列技法等。我国作曲家在将这些“拿来”的过程中，并没有直接引用，而是着眼吸收这些技法的创新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属于自己的作曲技法，如“十二音序列”、“太极系统”、“RD手法”等。 　　现代作曲法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和声与调式调性打破传统范式，构架起一种全新的音乐概念；律制突破五度相生律或十二平均律的数列关系，而采用更加自由的律制体系；曲式结构没有明显的结构框架，偶然因素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音乐的发展主要靠序列、动机的模仿、倒影、逆行等手段来完成。其次，标题、曲意不像传统作品那么明确、具有一定的印象性、即兴性，音乐形象不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具有“似是而非”的特点；抒情性的旋律不再占有突出地位，作品中的主题旋律不再是全曲的中心或贯穿全曲，有时甚至被完全忽略；二胡的演奏法被大胆地挖掘、创新，二胡乐器的“炫技”似乎成为创作的中心，有的作品只用二胡和其它胡琴类乐器的硬件与音色，来拼贴或组合音响而表达一种特定的意境和对声音的理解。作曲家在这些方面几乎可以说是“倾其所能、倾尽所能”，并乐此不疲。 　　使用这种作曲技法创作二胡作品的作曲家主要有：谭盾、何训田、郑冰、赵晓生等。其作品主要有：《双阙》、《火祭》（谭盾）、《梦四则》（何训田）、《第一二胡协奏曲》（郑冰）、《听琴》、《一》（赵晓生）等。此外，还有部分国外作曲家也利用这种技法创作了二胡音乐作品，如《二胡协奏曲》（服部公一，日本）、《飞天颂歌》（石井真木，日本）、《香》（朴范薰，韩国）等。 　　 　　（一）“十二音序列” 　　“十二音序列”源自勋伯格由自由无调性创作中演变出的十二音序列作曲方法。这种作曲法与兴德米特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