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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海耕耘　硕果满园 　　 　　1953年，杨青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家长有意为孩子选择了一个“避乱”的方式――在家拉小提琴。随着年龄增长，偶然触及的音乐竟成了他日后难以割舍的事业追求。1978年，杨青凭借自身的艺术天资抓住了命运之手，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民族理论作曲系，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当时，上海音乐学院云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在这块得天独厚的宝地，杨青先后选修了胡登跳、何占豪、桑桐、沈一鸣、陈铭志、刘福安、江明??、叶栋、施咏康、茅于润、夏飞云、朱晓谷等著名学者的课程，不仅从中汲取到丰富的知识学养，而且潜移默化于学者们忘情音乐、钟情学术的精神熏陶。1983年，杨青大学毕业，从上海来到北京，到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2002年，杨青调入首都师范大学，任音乐系主任，2003年3月成立音乐学院任院长至今。 　　作为一名作曲家，杨青创作各类作品数十部。在音乐体裁上，既有民族器乐合奏、重奏，协奏曲，室内乐，艺术歌曲，大合唱，又有影视音乐，舞蹈与舞剧音乐等，范围广泛，品种多样；在表现手法上，既注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民族特色，又注意在广泛借鉴中创造新颖技巧，做到博采众长，中外交融，尤以对民族乐器表现力的开掘和探索而著称；在音乐风格上，既有排山倒海的气势磅礴之作，又有细致、典雅、入情、入画的乐章，韵味悠长，感人至深。他的作品在北京、上海、巴黎、东京、香港、新加坡、台北等地首演，获得广泛好评，并多次赢得各类音乐评奖，如中国第六届音乐作品评选奖（1988年），北京“庆祝建国四十周年文艺作品征集”荣誉奖（1990），中国“黑龙杯”管弦作曲大赛奖（1993年），台湾“新原人”世界华人音乐作品征集奖（1994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和国五十年”优秀作品奖（1999年），台湾“世界华人民族音乐创作奖”（2002年），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三届“金钟奖”（2003年），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55周年文艺作品征集”佳作奖（2004年）等。 　　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杨青担当了一系列社会职务，如北京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创作委员会主任、民族音乐委员会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及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创作委员会委员，《音乐创作》《爱乐》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管弦学会常务理事、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青年音乐家分会理事，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理事，全国艺术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乐团特约作曲家，新加坡华乐团艺术咨询委员，等等。他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多方奔走，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尊重。 　　 　　一、 他的“根”在民族传统中滋养 　　 　　“传统给了我们奇妙的音高”、“传统给了我们动人的音调”、“传统给了我们丰富的律动”、“传统给了我们独特的结构”、“传统给了我们绚烂的音色”、“传统给了我们无尽的遐想”，杨青在论文《传统给了我们什么……》中进行了上述阐述。在他看来，“传统是一条河流，我们每个人都身历其中。一位当代作曲家，当他进入创作状态的时候，无法回避传统对其创作思维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作曲家在创作中都有意识地注意接受传统文化对自己作品的滋养”。每一国家、每一地区都有自己的传统和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艺术创造者的深刻影响会渗透在艺术作品的字里行间，大到“谋篇布阵”，小到任何一个细微之处，都能闪现出传统的影子，而这些也正是“民族风格”或“民族精神”最本质的体现。同时，杨青认为“传统”是有形有声的，如音高、音调、节奏、结构，而“传统”也绝不是封闭和僵化的，它需要注入“我们无尽的遐想”而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对此，他在另一篇文章《拓宽中国民族室内乐的表现空间》中作了进一步阐发。他从“创作观念的拓展”、“创作技法的拓展”和“器乐艺术表现力的丰富”等几个方面，集中论述了当代民族室内乐创作和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种种创新和发展，并因此坚信“中国民族室内乐创作艺术与表演艺术繁荣昌盛局面的来临指日可待”。 　　作曲家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在杨青的创作中，我们不但能具体地听到和看到处处闪现着中国传统音乐光辉的音调、节奏、韵律和结构，我们更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力求突破、力求拓展的种种努力。认真研究他的音乐给我们带来启迪：作曲家在娴熟使用经过积淀和实践已成为人类共通音乐语言的基础上，探索新音响及表现方式，深入开掘新的音乐表现力，在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中，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音乐创作之路，即：不受传统形式的束缚和限制，注重音乐的抒发和描绘功能；突出音乐的色彩和表情作用，强调个性的发挥和情感的流淌。以古筝独奏《悠远的回应II》为例，作曲家在深入了解古筝这门乐器各种演奏性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和挖掘其各种演奏潜力，进行了音色、音响变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探索和拓展，不但赋予音乐以中国传统艺术的神韵和审美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