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一盏京剧下午茶.docVIP

品一盏京剧下午茶 　　“唱、念、做、打”排次序 　　 　　概括京剧最基本的舞台手段,一共是四项:“唱、念、做、打”,其中的“唱”通常又排在首位。在北方,以演员姓氏命名的流派大约有三十个,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各自的唱腔不完全一样。能否干脆就彻底不一样呢?绝对不成。京剧的大格局是不能破坏的,而细微处的不同,不仅是由于演员具体条件(如嗓音)有差异,更是由于不同演员在艺术上的理解不一样。中国北方过去不说“看京戏”,而习惯说“听京戏”,由此可见“听”是放在第一位的。早期戏迷“听戏”时有一个习惯,演员在台上唱,他们却半闭着眼睛,用右手的手指在右膝盖上打节拍。“一板一眼”与“一板三眼”的叩击手势是绝对不一样的。许多刚进入戏园子的新戏迷,往往就要随同老戏迷从叩击手势上一点一滴做起。老戏迷叩着叩着,忽然停住手,也许双手使劲鼓掌,也许干脆大嗓门喊一声“好”!要是演员的唱不能使他满意,或者更严重的是出了错,那么老戏迷则干脆高喊一声“通”!这是鼓倒掌与喊倒好,会给演员难堪,甚至能把演员给轰下舞台。能够高声并恰当其时喊正好(及倒好)的戏迷,在戏园子里是很风光的,大家都用尊敬的目光注视他,他一般也洋洋自得。这种做法在北京是有传统的,从京剧刚一萌生时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有一百年的光阴,大体都是这样度过的。总之,“唱(腔)”一项远远超越在“念(白)”、“做(表演)”与“(武)打”之前,任何人都没有异议,著名演员都是力求;这样塑造自己,老戏迷也遵循这个原则去衡量舞台上的表演。这成了北方京剧的定律。 　　时光来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从南方来了一个年轻的老生演员周信芳,艺名“麒麟童”。他在南方唱出来了,但北方还没有承认他。北方最著名的老生是谭鑫培,德高望重,被誉为“伶界大王”。周观摩了谭的戏,写了《谈谭剧》等重要文章,其中褒中有贬,更向北方的欣赏习惯发起了挑战。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念”是最重要的,它能帮助观众弄明白剧情;其次才是“做”与“打”;最最不重要的则是“唱”了,认为它“是代表不紧要的叙事”,是“(帮)助观众(提高)兴致”。他这样讲有他的道理,因为其演出基地在上海,上海每天过往的人极多,晚上没事情干,就进剧场听戏来了。他们大多此前并没听过京戏,更不知道剧情,因此用周信芳的办法处理“唱、念、做、打”的关系,是能够在上海帮助观众“入戏”的。当然,京戏当时的主流在北京,每年都有大量以唱腔闻名的京派演员莅临上海,挣很多的钱,也出很大的名。 　　时光流逝到今天,当京剧渐渐丧失了全国第一大剧种的优势时,当外地甚至包括北京越来越多的观众根本听不懂之时,我们重温周信芳的这些论断,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先知与远见了。我以为,在京剧还有市场的地方,不妨还是“唱、念、做、打”;遇到对京剧非常生疏的地方,也只能“念、做、打、唱”了。双轨进行,总比吊死在一棵树上为好。 　　 　　账桌上的银圆 　　 　　昔日,戏园子大门口都有售票室。平时戏迷在那儿零散购票。等到演出那天,尤其是在演出前一两小时,戏迷就密集在那里,后边的人唯恐自己买不到票,发现前边秩序不好,就高声喊起来:“都排队买票!不许加塞儿!”真有好演员的演出时,往往在上演前后都能客满。账房先生把卖得的银圆都拿进后台。那儿通常有一张账桌,平平整整,上边一点东西也没有。账房先生把银圆倒在桌子上,然后就坐在旁边,一动不动了。戏开始上演,通常时间很长,七点开演,要到后半夜一两点才结束。从九十点钟开始,陆续就有一些配角演员赔着笑脸走向账桌,对账房先生唯唯诺诺地说:“这,麻烦您了……”麻烦什么呢?是求他给自己“开”今天晚上的“份儿”,因为太少,自己都不好意思张嘴。账房先生从边角处拿出一块银圆,踌躇地递给其中的两人:“刚好,你们自己去分吧。”他俩接过来,满脸地不情愿,却又不敢说什么。两人悄悄地走了。不一会儿,大街上多了他俩,各自肩膀下夹着一个小布包,里边包的是他们舞台上穿的鞋。在那个年代,演员都有讲究,在舞台上穿自己的行头,从帽子、衣服、裤子直到脚下的鞋。唯有他们这些唱最不重要角色的,一切都使戏班中通用的衣服裤子,只有鞋需要自己准备,因为各人的脚号码不一样,戏班不可能再为他们准备了。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接触过好几位昔日这样的老配角,他们不无凄凉地说:“知道我们贴墙根走路的滋味吗?对面冷风一吹,简直会把我们顶一跟斗……也都怪我们自己不好,谁让我们没学出来呢?人家唱头牌的大角儿还没从家里出来,我们就从第一家戏园子朝着第二、第三家奔波了……”说得不假,他们是完了第一个戏园子里的小活儿,再去完第二、第三个戏园子的小活儿。三个小活儿加到一块,也达不到角儿今晚上戏份的十分之一。说十分之一是客气的,其实真论起来,也就是百分之一吧。 　　还说这账桌上的银圆,它们静静地、无声无息地待着。等到前半夜十一点前后,晚上的中轴戏散了,有一批演员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