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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于伶剧作的诗意化追求 　　[摘要]于伶是一个现实主义剧作家，他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出发去观照生活，由此引发诗的激情。这种责任感和激情是构成其剧作诗意的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他深刻自如地揭示、反映生活本质，更新戏剧结构，使其剧作的诗意美上升到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相统一的高度。 　　[关键词]于伶　诗意化　社会责任感　激情　生活 　　 　　“一个不是诗人的剧作家，只是半个剧作家”(劳逊语)。因此，对戏剧诗意的执着追求往往成为剧作家的美学原理。现代剧作家于伶正是以诗情的心灵去感受生活，以诗人的目光去开掘生活，创作了一系列流溢着诗意美的戏剧佳作。在这些剧作中，国土沦丧的悲歌，人民流离失所的嗟叹和着民族抗争的时代最强音，汇成诗的动人旋律，回荡在作品深处。浓郁的诗情诗意成为流动在其中的一种特殊的作力和作风，也构成了于玲剧作艺术风格的重要特征。 　　综观于伶的整个创作过程，虽有“尤兢时期”和“于伶时期”的前后不同。但对诗意的追求却是其一以贯之的风格特征。即使在前期反映现实生活，宣传抗战思想的短小剧作中。作者也比较注意捕捉、描绘人物的感情变化，追求诗的意境和气氛的营造。如《在关内过年》一剧，作者把从东北流亡来上海的一家人的凄苦生活刻画得细致而动人。年关到了，爆竹声起，触动了异乡人的哀思，细雨落窗外，眼泪挂腮边，老母盼儿心切以致产生幻觉……作者把人物复杂的感情描绘得催人泪下。不到二十页的独幕剧蓄满了诗情。这种诗化色彩随着于伶艺术技巧的逐渐成熟而日趋浓郁。作者的后期剧作如《夜上海》、《花溅泪》、《长夜行》、《七月流火》、《杏花春雨江南》等，更是焕发出诗意美的光辉。 　　袁枚说：“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而后不可朽之诗。”情感是诗的灵魂。戏剧与诗歌的诗意虽然在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却都来源于作家强烈的主观情感。可以说，剧本诗意的浓度首先取决于作家感情的深度。 　　许多剧作家的创作都带有诗情，而于伶先天具有诗人的气质。他的知交和战友夏衍曾写道：“怯弱、多感、疾病和贫穷老是紧缠了他，他先天具备了旧时代儒生谦让与息事宁人的心情，而后天的环境的教养，偏又使他养成了知识分子的洁癖。”如果不是时代的影响和需要，“他也许可以是一个恬淡飘逸徜徉山水和歌啸林泉的隐遁之士”，或者是“一个佯狂歌哭用诗酒来排遣‘国民孤愤’的南社诗人”。正是这种先天才情和诗性心灵，使他较之一般剧作家更强调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浓烈的主观情感始终是于伶创作的原动力。他怀着一颗灼热的诗心去关照生活，那个不吉的时代中的不吉事件深深地触动了他的灵魂。他痛恨现实的黑暗。痛惜真与美的被扼杀，热切地期望光明的到来。这种感情是那样强烈而不可抑制，正如作者回顾自己的创作所说：“现实的生活压制着我，时代的血腥喷激着我，每一个故事临到我的笔尖上的时候，我就兴奋得没有多多思索的余闲，失去感情控制的能忍，我写，我往往被我所要写的事件和人物压制与冲动得不暇追求与探索形式与技巧，而像叙事诗一样的抒写了。”因此，在他的剧作中总是汹涌着情感的波涛。 　　激情是于伶剧作诗意的源泉，也是构成其剧作诗意美的首要因素，他的许多剧作都是强烈主观感情奔涌、渲泄的结晶。《回声》写于中国工人梅世钧被害之后，难言的悲愤之情诗作者发出“不为奴隶的吼声”。《夜上海》是茫茫长夜中“国民孤愤进出的夜的上海之讴歌，有咒有颂”。《长夜行》是作者对现实人生更深刻的思索，对光明、理想更执着的追求。这种思索和追求给剧作笼上了一层情理交融的诗意光辉，在黑暗的年代中放射出光芒。而《七月流火》则是作者满怀对烈士茅丽瑛及其他在斗争中牺牲的先驱的敬仰之情，敬奠于英烈之灵前的一枝栀枝。在这些剧作中，作者倾注了满腔热情，并凭借特定的人物、情节和场面流露出来，从而构成剧作抒情性的基础与剧作诗意的底蕴。 　　作家的主观情感的浓厚虽是构成剧作诗意的基本要素，但这种诗意必须获得内在的发展动力，并上升为富有思想深度的诗的题旨。于伶剧作的诗意美并未停留于形式。而是建立在对社会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和高度的艺术概括上。作者善于将具有诗意的生活置于社会矛盾；中突中加以冶炼锻铸，滤析升华，提炼出富有诗意美的主题。 　　于伶是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作为戏剧诗人的特质表现在他对现实的丰富的感受力和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对美的精神的执着探索。他在对黑暗世界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同时，善于发现现实中隐含着的诗意真实，在平凡的市民生活场景中发掘出诗意的潜流和气韵，体现出昂扬的时代精神，这是其剧作主题的诗意的主要表现。《花溅泪》和《女子公寓》是表现形式相近的两部剧作，前者描写了几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舞女的饱含血泪的遭遇，后者展示了几个交际花的真实生活和人生追求。作者透过这两幅上海女性生活的画面，描绘出了现实人生舞台的一角，让我们看到灯红酒绿后颤抖着的一颗颗被侮辱、被损害的心灵，也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