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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古代中韩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交融 　　韩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北方，朝鲜半岛的南半部，北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相邻，西部与我国山东省隔海相望，三面被黄海、朝鲜海峡和日本海所环抱。 　　在朝鲜半岛古代史进程中曾出现有古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统一新罗、高丽及朝鲜（又称李朝）等国度。北韩（朝鲜）具有高句丽色彩，而南韩具有新罗、百济的色彩。 　　中韩两国一衣带水，地缘相近。古代和近代史上的朝韩半岛，虽国土、政权屡有更迭，但始终与我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历史上有着极深的渊源。“自崔致远以来，那里的汉唐文化之风就已飘拂了千年”。①除了中国，朝鲜王国曾经是汉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朝韩半岛上的古代各国的礼制、政治、经济、科技、艺术、风俗等，均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虽域居海岛，然禀受正朔，遵奉儒学，乐律同和，度量同制”。“文物礼乐通，经史与中国相临，难同其他番帮。”②中韩两国的音乐文化艺术都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在各自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艺术领域中，既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有交织共融的音乐元素。 　　中韩音乐文化艺术的交流可追溯到汉代。公元前一百年左右，朝鲜半岛上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并都与汉朝建立了臣属关系。随着“汉四郡”的设立，汉朝与朝鲜半岛的文化往来逐渐增多，为两朝的音乐文化艺术交流提供了有利的保障。其中，高句丽的鼓吹乐和琵琶等乐器的使用，是这一交流的直接体现。高句丽王山岳根据中国的七弦琴制作了玄琴，并为之创作了百余首乐曲。③据《三国史记》记载，玄琴在新罗时期举行的音乐舞蹈活动中是被经常使用的乐器之一。其它乐器还包括拍板、大鼓、大?、中?、小?、伽??琴和琵琶等。④流传至今在韩国最具代表性的拨弦乐器伽??琴，相传也源于中国古代筑、筝、瑟等一类乐器。高句丽国和百济国使用的鼓、角、竖箜篌、筝、篪、笛、笙、箫等乐器更是由中国传入的。在韩国的文庙祭祀活动中所用的乐器大都也来源于中国的雅乐乐器。除此以外，韩国固有的民间乐器还有洋琴、大金、小金、钲、大鼓小鼓、手鼓、杖鼓等。 　　位于朝鲜半岛的西南方的百济国，与中国南朝的宋和北朝的北魏有着密切的交往，也由此而产生了艺术水平较高的假面舞。公元612年百济人味摩之曾在日本传授过这种来自中国南方，以吹打乐伴奏的乐舞。⑤西晋崔豹《古今往》记有一首汉乐府《箜篌引》，据说是由朝鲜人霍里子高之妻所作。同时，中国方面从高丽伎中学到了朝鲜古代的歌舞与乐器的性能及其创作原理，如弹筝、?o筝、义咀笛、大小筚篥、腰鼓、齐鼓、檐鼓、贝、桃皮等。 　　隋唐时期，中韩之间的音乐文化艺术的交流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尤其隋末唐初，由于战争，移民和文化交流愈加频繁。这一时期，高丽百济乐，特别是百济乐更是五度进入中国。 　　据《唐会要》、《隋书?音乐志》的记载，我国曾把高句丽、百济、新罗的音乐列为“国伎”在宫廷中演出。《隋书?音乐志》载：隋文帝“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到了唐朝，又增加到“十部伎”。以上伎乐中，有的引进于西域，有的引进于东亚等国。作为处于当时“中华文化圈”之中的朝鲜半岛诸国，其伎乐被中国引进，更在情理之中。例如，隋炀帝大业年间制定的清商乐“九部伎”最后的两部“高丽、礼毕”，实际就是“高丽、百济乐”。而“高丽乐”是以地域命名，“礼毕”则是以用途命名，它是百济《文康礼曲》的代称。它的用途在于，当所有别的艺能表演结束时，其作为最后上场表演的压轴戏。 　　“古三国”也吸收了我国宫廷及民间的雅乐、燕乐、伎乐、散乐等音乐艺术。新罗“五伎”里至少有四伎能在唐代演艺中找到渊源。所谓新罗“五伎”是指“金丸”、“月颠”、“大面”、“束毒”、“狻猊”，除“金丸”外，都是传自中国的伎艺，或经由中国传来的西域伎艺。其中，“大面”是唐代五伎之一。⑥“三部乐”亦与隋唐乐舞有着千丝万屡的亲缘关系。 　　在新罗统一时期，设置了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音声署”，并学习中国建立了“教坊”机构，用于管理艺人和演艺节目。我国民间曲子中的《高丽》一曲很可能来自于高丽。 　　在历史上，对韩国音乐产生最为关键影响的是宋朝音乐。宋元时期，中国和朝鲜在史学上被称为“宋丽关系”。这一时期，由于战事，移民活动的增多，使两国民间文化艺术交流成为主体。韩国的假面舞、歌舞小戏中，宋元杂剧的影响比比皆是。其中，以“山台督监系统剧”最具代表性。 　　“山台督监系统剧”是由中国大陆流传过去的“傩礼”与“山台杂剧”相结合从“山台傩礼”演变和发展而来的，是一种歌舞百戏的表演形式。“山台督监系统剧”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假面剧，二是歌舞剧，并带有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