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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叙事”的道德误区 　　 在新世纪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中，描述底层状况和弱势群体的创作令人注目。这种被称为“底层叙事”的对象，主要包括贫困农民、进城民工和城市下岗职工。底层叙事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思考，其流行的道德审判却值得注意。从道德出发，容易导致以道德审判替代法律和权力的阐释，甚至严重遮蔽后者。中华民族文化本身就具有泛道德性质，道德主义既可以和权力话语联姻，也能和民间情怀同构。这也是底层叙事流行道德审判的主要原因。 　　 　　二元对立的道德图景 　　先看底层叙事道德审判中的典型现象。众所周知，近年底层叙事最集中的描述对象是“农民工”。众多描述农民进城求生的小说，对农民工的人身权力、工作权力、社会福利保障和其子女的受教育权力等，都予以了关注。但不难发现：所有这些描述，不仅程度不同的都掺杂着道德主义意识，甚至将道德审判置于绝对地位。很多农民工题材小说就展示了这样一幅道德图景：城市人势利、刻薄、无情、冷漠，农民工淳朴、善良、忠厚。有些农民工的精神扭曲，如违法、犯罪、以恶抗恶等，也是因为城市道德败坏的污染结果。由此，城市人与农民工之间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道德冲突。而且往往影响甚至左右了农民工的生存权益。 　　陈应松的《太平狗》，在展示进城民工无奈与辛酸的悲惨命运方面，应该说具有标志性。作品中，农民程大种带着美好梦想和山里人的淳朴善良，背井离乡来到城里。可城市却处处陷阱，遇到的城市人也多是势利冷漠。不能否认程大种的不幸遭遇具有真实性，但城市道德与乡村道德的二元对立，使这样优秀的作品也难免道德叙事的极端。而尤凤伟的《泥鳅》、孙惠芬的《民工》、邓一光的《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和荆永鸣的《北京候鸟》等诸多农民工小说，也都展示了城市道德的败坏及乡村道德的淳朴。特别是《泥鳅》，还将某些进城民工的道德沉沦归咎于城市道德。小说中的蔡毅江，就因为受到城市人的歧视而走上以恶抗恶的极端行为。蔡毅江强奸见死不救的女大夫，并且由一个农民工变成黑社会老大，几乎就是苏童《米》中的五龙形象的当代版。而描述农村女性的进城遭遇，城市道德的败坏更为突出。如李铁《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的乡村姑娘崔喜，满怀憧憬要嫁到城里去，进城后却发现城市人是那么的势利无情。王手《乡下姑娘李美凤》中的李美凤与崔喜一样，开始也对城市满怀憧憬，可这位乡下姑娘不仅被鞋厂老板玩弄，精神也受到严重侮辱。李美凤们的不幸遭遇，我们在《泥鳅》中同样能够看到：善良纯洁的农村姑娘陶凤、寇兰等，进城后本想靠辛勤劳动来生存，可最后都不得不付出出卖身体和精神折磨的代价。 　　也有底层叙事避免了道德对立。李肇正的《傻女香香》堪称代表：在农村姑娘香香和城市报纸编辑刘德民的交换性婚姻中，双方都出于各自利益。香香渴望成为体面的城市人，刘德民则贪恋香香年轻的肉体，都不讲婚姻道德。巴桥的《阿瑶》则不言道德问题，只是冷静叙述乡村姑娘阿瑶在城市的沦落经历，我们却能深切感受到阿瑶们的苦痛与无奈。 　　然而如上所述，更多底层叙事还是流行道德审判。如果只是个别或少数描述，那也无须奇怪。城市人中，确实有不少势利无情者，不少城市人也以城市优越感而歧视“乡下人”。但当城市与乡村的道德对抗成为普遍性的道德叙事时，其极端就值得注意。事实上道德审判已经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进城民工的很多无奈和不幸，都是因为城市的道德败坏所导致。 　　 　　道德对抗的含混 　　将城市道德与乡村道德二元对立的描述，无疑显示了底层叙事的某些普遍性的道德取向。其中，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 　　其一，这种道德对抗隐含着一种意识：进城农民负载的乡村道德比城市道德美好，城市现代文明不及乡村古老文明。这种道德取向，无疑隐含着乡村本位意识和乡土文化的传统情怀，城市道德与乡村道德，确实有各自伦理取向，但很难绝对评判孰优孰劣，更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城市道德与乡村道德都属于中华民族道德系统，它们之间有很多交汇和同构。比如很多发生在农民工身上的暴力行为，事实上就与城市并无关系。如全国震惊的山西黑砖窑中的罪恶，就主要发生在乡村地区。刘庆邦的《神木》和《红煤》曾描述了非法窑矿中的罪恶故事，山西黑砖窑事件让我们看到了更多令人发指的暴行。不少进城农民的精神扭曲也不能怪罪城市，他们的精神变异在进城前已经发生，城市只不过充当了中介环境。如锦路中篇小说《弟弟》中，农村姑娘赵小拖悲惨愚昧的生命过程，虽然也和城市有关，根子却在乡村。正是乡村重男轻女的香火意识害了小拖。小拖在城市遭遇的苦难和犯罪（如拐骗何前英充当父亲传宗接代的工具），实际都与乡村道德相关。只要想想现实乡村中发生过那么多道德沉沦现象，就能知道城市和乡村的道德状况都是复杂的。 　　其二，混淆了个体与群体。作为长期形成的具有集体无意识的道德规范，确实有群体特征。即城市人会受到城市道德的影响，农民也会有乡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