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逐”隐私与“表演”生活.docVIP

“放逐”隐私与“表演”生活 　　摘要：在私电影创作中，暴露隐私和“表演”生活成为许多纪录片导演的追求，从而引起了伦理争议。本文对上述两个伦理问题进行探讨，隐私的过度暴露是私电影创作的短线，加强私电影的道德自律不是建立道德堡垒；同时，私电影“表演性”的彰显未必妨碍真实的表达。 　　关键词：私电影；伦理；隐私；“表演” 　　最近十年，在中国纪录电影领域产生了一个重要现象，一向以“关照他人”作为创作标杆的纪录片导演逐渐从摄影机后面走到前面，把镜头瞄准自己的生活，曝光自我，创作了大量带有自传风格和高度主观性的私电影，如王芬的《不快乐不止一个》，魏晓波的《业余》《生活而已》，胡新宇的《姐姐》《家庭特写》。这些私电影与私小说、私摄影等以自我表露为特征的私人化表达一脉相承。如此自我表达与自我关照的转向不只发生在中国，其他国家的纪录电影早在中国之前便呈现出这样的转变，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纪录电影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便是许多制作者记录他们自己的生活场景和家庭场景，并作为一种“自我刻画”的文化体验和政治表达，强调自己的个人性和独特观点，但是依然保持了与社会、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私电影这种个人化创作打破了传统纪录片的拍摄模式，使拍摄者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信任、平等、私密的创作关系在以往的纪录电影中很难看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极度私人化的创作引起了伦理与道德的争议，尤其是过度暴露隐私和“表演”生活的做法，逐渐成为私电影创作中的争议话题。 　　被“放逐”的隐私 　　私电影的拍摄对象比较特殊：它是将镜头对准自己、家庭或者朋友的生活，拍摄者与拍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合二为一的，拍摄者是拍摄对象，拍摄对象也是拍摄者。这种导演首先主动拍摄自己、自我积极暴露的做法，打破了我们对传统纪录片道德的疑惑――“偷窥”他人生活和“开采”拍摄对象的不公平性。因此，私电影拍摄过程中，貌似不存在偷窥他人的伦理问题，不存在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关系的处理问题，一切想当然的可以在“自己”“亲人”和“朋友”的关系下，消解导演的伦理困惑。在此观念支配下，一些私电影作者认为只要是作者自己的生活，就可以无孔不入地拍摄下来，然后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直截了当地暴露到公共环境下，这种暴露是作者自己心甘情愿的，某种程度上也是抱着“坦诚”的态度和观众交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一些私电影作者以“暴露家丑”而得到影片的戏剧性结构，从而赢得关注的眼球数，这便滑向了道德的深渊。当下，暴露隐私的做法甚至在潜移默化中赢得了一些国际电影节的支持，于是，一些私电影创作逐渐趋向于把暴露自己的隐私生活作为创作的宗旨。 　　当然，隐私生活是私电影中的一个小佐料或调味品，触及一定程度的隐私，会使这些影片更具影响力。况且，这一创作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人类本质上喜欢消费隐私与八卦的心理。但是，对于私电影表达的主体――普通老百姓来说(包括导演)，当他们的大量隐私成为公众消费品的时候，他们便成为毫无防卫力量、易受伤害的“脆弱主体”。一般而言，家人是充分信任作为家庭成员之一的导演的，会允许导演自由地介人家庭生活和私人区域，这种亲人之间没有防备的自由区域其实是潜藏危险的，感情上的信赖和亲密关系，可能使被再现者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如果导演滥用这种信任，在“亲人”幌子和“治疗”家庭关系的掩护下，过度暴露家人的隐私，从而使亲人不能接受的“家丑”外扬，这可能会给家人或者朋友造成无法预见的伤害，甚至某种程度上加深家庭成员之间的怨恨。 　　另外，并不是所有的隐私都适合观众消费，一些隐私无节制的表达反而会引起观众的反感。在2008年第三届北京独立电影论坛上，在魏晓波记录身边男同学日常生活的影片《业余》放映过程中，一部分观众退场，现代大学男生们的私密宿舍生活挑战了观众的忍受极限。魏晓波在拍摄过程中，故意拒绝宏大、严肃、专业，取而代之的是把摄影机当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使其摇摇晃晃，机位基本对准同学的腰部以下，全片从头到尾，这群大学男生们满嘴粗俗词汇，肆无忌惮地谈论女人与性，甚至在宿舍观看色情片的过程都被展现在观众面前。不可否认，这个无聊、貌似“业余”的纪录片里传达出了当下大学生们的部分真实生活，但是全片充斥着的脏字与隐私场景击垮了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的忍耐力。 　　“隐私”仿佛已成为私电影无法逾越的诱惑，它是天使也是魔鬼，魔鬼被放逐的结果是毁灭，对于这个难以放弃的诱惑，有两位电影大师给出了他们自己的做法，一位是美国实验电影之父裘纳斯?麦卡斯，他拍了60年的私人日记电影，他喜欢记录微小的事情，甚至不显眼的行为、经历和情绪等，但是他的私影像从来不涉足隐私、奇观、暴力、脏话等元素。这并没有妨碍他的自我呈现，也丝毫没有削减他的影像魅力和吸引力，观众反而在这些朴实的私人影像里，发现了“日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