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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神话”的复制 　　[摘要]虽然《卢旺达饭店》为我们提供了对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境内的图西与胡图两族屠杀的“?观的了解”，对该片读解大多止步于种族屠杀的“真实感的还原”、“深刻的反思”等方面，但作为一个电影文本，该片“以意识形态的眼中缺失所决定和歪曲的在场方式”为影片本身找到了策略和立足点，含有着复杂的对“西方神话”的崇拜、认同与复制。 　　[关键词]意识形态；他者；西方神话；《卢旺达饭店》 　　 　　《卢旺达饭店》(Hotel Rwanda)是一部以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图西族与胡图族血腥相残为题材的电影，该片推出即得到极大关注。但对该片读解大多止步于种族屠杀的“真实感的还原”、“深刻的反思”等方面，这种解读限于文本表层，并未触及电影深层意义。 　　 　　一、造恶者与救世主形象的偷换 　　 　　电影《卢旺达饭店》通过策略的叙事、影像的调度和关键情节的设置，将西方殖民者的殖民行为合法化。影片借助角色之口追溯了卢旺达苦难的根源――殖民者是造成卢旺达惨剧的渊薮――“西方殖民统治及其意识形态构建和固化了图西与胡图两族群之间的边界，并以种族化的方式定义了两个族群之间关系的性质。” 但习诡的是影片的人物命运冲突与种族冲突的双重解决却最终得力西方。 　　“一个暴力的权力机器能够成功的统治或顺利的运转，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供某种令人信服的‘合法化’表述，它不仅说明统治者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说明被统治者接受自己各自的地位和命运，尤其是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地位和命运”。《卢旺达饭店》借助于电影语言重述与固化了这一殖民意识形态，电影的形象设计与安排也可以看到这一思路的延续：在《卢旺达饭店》里，出现于镜头中的白人大多是正面形象：有解救孩子的女医生、有受命阵前、英勇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上校，有帮助米勒?科林斯饭店难民渡过难关的远在欧洲的饭店老板，有甘冒生命危险护送难民的传教士……他们几乎都是思索的、理智的、富有责任感的――卢旺达的启蒙者与拯救者。电影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也在西方人――面临屠戮的、在米勒?科林斯饭店滞留的难民也借由不知名的西方人们拯救。影片中的黑人形象则与西方白人形象截然相反：从个体到群像，多是眼神呆滞、对命运无能为力、容易受到煽动、懒惰、好战、贪婪、自私的他者形象。用后殖理论来关照，在影片中出现的西方人――主要是白人形象呈现了西方对其他世界的教化与权威，苦难的卢旺达再次成为被西方拯救、并有待于西方启蒙的他者之地。 　　虽然影片在为数不多的段落里谴责了置卢旺达于不顾的西方政府(主要借维和部队的上校之口)，同时暴露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屠杀面前无能为力的尴尬等，但这颇值得责问的、应对历史与现实负责的西方殖民者――都在电影里“在场的缺席”――并没有借由影像来展现。 　　影片结尾，主人公保罗?卢斯赛伯吉纳和难民借助维和部队被救，又在白人女医生帮助下得以全家团圆，这些情节正隐喻了西方是作为卢旺达不可替代的救星在场。这一隐喻的意义也借助镜头运用得以进一步强化：从处于镜头深景转为镜头的主要表现的对象――片片借助于西方之手而建立的、有秩序、卫生、安宁的难民营正拔地而起，孩子们正排着整齐的队伍领取食品，每个人不再惊慌失措，影片的深层意义因而得以最终呈现――西方世界通过惩罚失职的卢旺达将军而把这个曾一度陷入混乱之中的国家拯救，西方象征性地再次主宰了卢旺达国家的命运。这一意识形态通过电影传达，西方殖民国家的形象由此从历史的造恶者变成现实的救世主，电影的深层意义也因此得到替换，在影片中为数不多的对西方殖民者的谴责与指控也被撤销，它们因新意义来临而遭到偷换――西方作为造恶者的负罪因为对卢旺达的拯救而抵消。 　　 　　二、真正的英雄――暴力性的西方 　　 　　保罗之所以不同于好莱坞式的传奇英雄，是因为保罗的行动处处受到限制，是一个无力成为“英雄”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是西方。保罗的身份代码是西方殖民者赋予的，就像他在饭店里总是以衬衫领带搭配出场。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是用来圈定东方的舞台。这一舞台上将出现这样的人物：其作用是表述他们所属更大的整体。”电影里极少触及保罗的民族与本土特征，他的语言、行事方式是完全“西方”化的。他仅能够在西方殖民者的允许下完成想要完成的行动。如同阿尔都塞所说：“只有当意识形态的功能完全是把具体客体构成主体时，主体范畴才能构成全部意识形态。”在影片的一个重要场景即可窥见一斑：当饭店的西方经营者撤离卢旺达之后，留在饭店里的黑人员工开始怠工，面对这种情形，保罗因为西方统治者撤离而造成的“缺席”一筹莫展，只有当他请示西方老板后，饭店老板以传真方式将经营饭店的权力暂时委托给了保罗，保罗拿着这一纸授权书显示于饭店员工时，他作为主体――作为饭店经营的统治者才得以出现――怠工的黑人员工才在这一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