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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造像流派 　　藏传佛教是指公元7世纪起在西藏地区形成的以藏语为载体的佛教，有显密二宗。其教派众多，教理繁奥，神祗更是庞杂。藏传佛教极重视以美术弘扬教法(即所谓“五明”之一的“工巧明”)，遗留的数量庞大的壁画、唐卡、雕塑等美术品是世界各国学者热心研究的对象，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由于地域和宗教方面的原因，藏传佛教艺术与毗邻的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克什米尔等地的佛像以及中国内地汉传佛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单尊的金铜佛像，易于流动，分布广泛。可以说，分析其产地和时代特征是确切地把握佛造像的关键。 　　 　　尼泊尔的佛像 　　 　　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与西藏毗邻，在古代也是印度的诸王国之一，释迦牟尼即诞生在尼泊尔西北的兰毗尼园。《大唐西域记》卷七有“尼波罗国”，记其出赤铜钱，工巧，可见其国盛产红铜，工艺制作技术突出。尼波罗国即尼泊尔。 　　 　　我国晋代高僧法显于公元405年曾到尼泊尔巡礼。唐代尼泊尔与吐蕃关系密切，松赞干布的二妃，一为尺尊公主，尼泊尔人，一为唐文成公主。由于地理历史的原因，尼泊尔造像风格与西藏乃至中原地区造像风格水乳交融。元代，西藏萨迦派佛教在西北地区和元朝宫廷中流行，从西北的哈拉浩特(今内蒙古的额济纳旗黑城子)到北京的居庸关云台浮雕，乃至南方杭州飞来峰石窟都留下了西藏佛教的造像，其中有强烈的尼泊尔风格的影响。元代入侍中国的尼泊尔工匠阿尼哥所造的藏式白塔，至今仍耸立在北京市内，举世皆知。 　　从风格上看，不论早晚期，尼泊尔造像的来源主要承继古印度笈多时代(约320～540年)马土腊系统的萨尔那特式风格，即身躯突显，大衣或裙如濡湿一般紧贴躯干，不注重衣纹刻划。 　　早期(7～9世纪)的菩萨像，特别是女性化的度母更有特色。度母的腰肢细瘦，骨盆宽阔，向一侧扭曲成s形，重心落于一脚；乳房位置偏高，成球状；璎珞、臂钏、手镯等均较简朴，裙亦朴实无华。比例似乎不够协调，上半身略显短，突出小腹和双腿，双腿壮硕浑圆。 　　10世纪后，尼泊尔的造像向华丽和写实化发展。佛像的面相一般额较宽，整体呈倒置梯形，表情深沉内省，与克什米尔早期佛像的双眼圆睁、视线平视显著不同。双耳垂极大，喜钻孔，当年或有耳环，后脱落未可知。双肩宽厚浑圆，胸部饱满，趺坐的双腿敦实厚重。不注重衣褶刻划，多为袒右肩式，有的在大衣边缘装饰纹样，在脚踝部也仅作出边缘线或纹饰，后期也有模仿汉族衣饰的造像。 　　 　　菩萨像和女性化的度母身段较早期更为秀美，比例协调匀称，重心倾于一侧，裙部依然薄透，有的在双腿和胯部斜束一横带，右侧肩上斜搭一长珠链，很轻松自然地下垂，然后在横带上自然地曲卷一小弯再上折，这个写实性的细节很富表现力和生活情趣，在10世纪左右的造像上常可见到。 　　就冠饰而言，早期的较为朴素，晚期的趋于华丽高峨，其构成仍是三山式，有的冠正中饰弯月，可远溯西亚。台座，早期的较单纯，有的莲花座以仰覆莲组成，莲瓣肥阔，直接以覆莲瓣触地。晚期莲瓣小而瘦，由二三层组成，与同时期的西藏造像莲瓣样式极为接近。 　　尼泊尔佛像几乎是清一色红铜铸成，鎏金色亦偏橘黄色，多有磨蚀现象，在凸起处往往露出红色铜胎，与清代北京造像的鎏金法全然不同，这也是判定佛造像时代的依据之一。又喜在宝冠、白毫、璎珞等处嵌宝石、松石等。 　　尼泊尔至今仍在按传统技术制作金钢佛像，仔细观察可对比新旧佛像的不同(图1～5)。 　　 　　西藏西部造像 　　 　　西藏西部古代佛教的中心地和佛像产地皆属古格王国势力范围，大致相当于今阿里地区。 　　 　　13至15世纪的藏西造像深受克什米尔佛像影响，比例匀称，身躯舒展，手脚写实。宝冠、缯带、耳环玲珑剔透，细部凿刻花纹精美，再加上帔帛和卷草纹光背，极尽服饰之美，细部雕饰轻盈剔透，像背后要辅以梁架支撑各镂空部分，以起加固作用，有的背后饰物几乎纠结成网状。 　　整体造型呈三角形，特别是台座呈大梯形，底边外张。莲瓣宽肥，尖端上卷，台座边缘饰连珠纹。这种大梯形的台座是藏西佛像的显著特征之一，易辨识。 　　藏西佛像鎏金者较少，多为青铜制作，精美者在眼白、璎珞或台座敷布等细部嵌白银、红铜或嵌松石，色彩丰富。 　　大体上说，13至14世纪的作品还多浑厚优美，虽强调装饰性，但恰到好处。此后的作品则过分矫饰，重在外表的玲珑华美。17世纪后藏西的造像艺术即衰落了(图6～9)。 　　 　　西藏中部造像 　　 　　一般将拉萨及偏南的日喀则及江孜这一大区域的造像风格统称为西藏中部样式。 　　 　　早期西藏中部的铜佛像风格接近藏西风格。多以黄铜为材料。眼部有的嵌银，衣纹特别是腿部常见双阴刻线，空白处凿梅花点，因袭克什米尔的色彩极为浓厚。 　　佛像的衣饰多是所谓萨尔那特式的，大衣有如湿衣紧裹躯体，除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