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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柱同志善于展现历史风云。过去,他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现当代。他的《长征》《延安颂》《开国领袖毛泽东》《八路军》《张学良》《冼星海》等长篇电视连续剧,曾经在观众心灵中激起一阵又一阵波澜,对于弘扬时代正气,纠正历史偏见产生了巨大作用。前不久,他把视线投向百年前,和福州广电集团共同推出了长篇电视连续剧《船政风云》。最近,它已由中央电视台安排播出了。
学习西方造船技术,建设中国自己的船队和海军,是清朝末年“洋务运动”的重要项目之一。《船政风云》描写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化造船厂――福州造船厂从1866年兴建,到1884年毁于中法马江海战,到1885年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这20年艰难而辛酸的历史进程。它不仅写船厂建设,“福州船厂”、“船政学堂”、“福建水师”,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从“船政学堂”走出来的严复、刘步蟾、魏瀚、林泰曾、萨镇冰等人,不仅在中国船政,而且在思想、海防等多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也不仅写“洋务运动”,作者实际上是通过造船和海防事业的兴衰,表现了在鸦片战争失败、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之后,中国的一批有识之士如何在困苦艰难之中奋起,探寻民族的出路,迎接未来的曙光。这里,有保守派和洋务派的矛盾,有洋务派之中主和派和主战派的矛盾,有清朝皇族与“中兴名臣”的矛盾,有中央势力与地方权贵的矛盾,当然,更有广大劳苦群众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及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如何看待“洋务运动”?近一个时期以来,“洋务运动”是史学界议论的热门话题,也是艺术描写的热门课题。有人把“洋务运动”看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对其代表人物统统予以热情歌颂。《船政风云》的难能可贵之处首先在于,它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能够正确地表现当年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潮流。电视剧展现出:100多年前的福州船政建设,是一场大悲剧,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费了近20年时间建设起来的船厂和船只,几乎全部毁于战火。它说明了,光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的。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改变现行的社会制度,中华民族才有可能走向繁荣富强。不过,不能因此就对“洋务运动”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作者用热情洋溢的笔触,歌颂了当年那些勇于学习西方,勇于为民族自强奋勇献身的志士们,像左宗棠、沈葆桢、刘铭传、严复、詹天佑等。作者清醒地看到,所谓“洋务派”,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是一致的;对待西方的侵略势力,态度却并不一致。对于这一点,应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真实地予以表现。
人们常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概括“洋务派”的基本特征。那么,学习西方是为了什么?我国最早放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爱国主义者,他们清醒地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他们的态度很清楚,学习西方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以抵御外侮。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基本上继承了林则徐的传统,他们的确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李鸿章等人则很不一样。虽然李和左同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同是“洋务运动“的中坚人物,但李在帝国主义的汹汹气势面前一直挺不起腰来。认为敌强我弱,中国人不可能打胜仗,惟一的对外良策就是不断地满足西方列强的种种无理要求,以息事宁人。他们实际上是师夷长技以“事”夷、以“媚”夷。李鸿章等人忠实执行了慈禧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国策。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慈禧一度头脑发热,相信义和拳能够“刀枪不入”,能够“扶清灭洋”,于是轻率地下令和列强开战。李鸿章则一直坚守他的媚外主张。在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一直扮演着很不光彩的角色。中法在越南的战事一起,李鸿章就认为仗不能打,打则“先胜后败,胜固亡,败亦亡;战固亡,和亦亡”。马江海战即将开始,福建方面提出,调北洋舰队南下支援。李鸿章坚决反对。福建方面通过李鸿章向朝廷提出,在战争中“争先下手”。李亦坚决反对,以致朝廷下旨明令:“现经美国调处,局势未定,所称先发,尤须慎重,勿稍轻率。钦此”。致使福建海军坐以待毙。半年后,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引起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局势对中国极为有利,李鸿章仍和法国驻华公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马江海战和十年后黄海海战的失败,关键不在于武器的落后,而在于媚外政策和官场腐败。
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100多年前敌强我弱的国际条件下,难道主战派处处都对,主和派处处都错,文艺作品就要一律歌颂前者,抨击后者?首先要明确,帝国主义是用武力撬开我国大门的。在侵略者面前,必须勇于反抗,敢于斗争。文艺必须歌颂那些英勇赴义者,鄙视那些卑躬屈膝者,揭露那些引狼入室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当然,这不等于对待战与和的问题必须采取简单化的态度。战是为了和,为了自尊而体面地和平相处。清朝末年有许多次和外国人的谈判,并非所有的和谈都是丧权辱国的。《船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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