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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与尼采 61005A0211 王也 历史总会上演惊人的相似，天才也常常跨越时空而遥相呼应——譬如卢梭与尼采。 1712年6月28日，瑞士日内瓦，卢梭降生在一个钟表匠家庭；1844年10月15日，德国洛肯村，尼采降生在一个乡村牧师家庭。 卢梭出世不久母亲离开人世，10岁时，父亲被逐放；尼采5岁时，父亲死于脑软化症。数月后，年仅2岁的弟弟夭折。 1750年，30岁的卢梭以《论科学与艺术是否败坏或增进道德》一举成名，隐居后著作《爱弥儿》问世，遭受非议、排挤；28岁的尼采于巴塞尔大学发表题为《荷马和古典语言学》的就职演说，成为巴塞尔学术界的精英和当地上流社会的新宠，之后《悲剧的诞生》受到广泛反对，成为尼采一生不幸的开端。 卢梭因意见不一与狄德罗分道扬镳，再无友人；尼采最终与瓦格纳决裂，孤独终生。 卢梭没有建立过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却用一生践行信仰；尼采用文学表述代替哲学语言，用诗承载思想。 尼采最终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卢梭有性虐倾向和暴露癖。 尼采是时代的早产儿，死后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卢梭生前潦倒，死后受人膜拜，死后方生。 赵林教授这样评价卢梭：“在理性最具权威的时代里公然以朴实无华的天然情感来反对矫揉造作的理性，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社会里大声疾呼一种天国情调的道德良知，在传统宗教遭受灭顶之灾的氛围中义无返顾地承担起拯救信仰的崇高使命。” 周国平先生这样描述尼采：“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个诗人，一个哲学家，一个孤独的漂泊者。他杀死了上帝，但他不是传说中的那个恶魔。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就是这样，卢梭与尼采，站立在两个不同的时代，演绎着相似的故事，拥有着迥异的性格，带给人相同又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卢梭是水，沉静浪漫下孕育汹涌暗潮，那么尼采则是酒，甘醇香冽中蕴藏热烈疯狂。卢梭的思想曾经温暖了一整个时代，读卢梭，使人在感动中不自觉地；尼采的呼喊却曾动摇了一个社会的的根基，读尼采，使人颤栗！ 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通过网上投票选举“千年大思想家”，卢梭、尼采的名字便赫然在榜，同是入选的还有马克思、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等。卢梭与尼采无疑是伟人，他们的不朽不仅在于他们对曾经那个时代的震撼与影响，更在于他们对后世、对于今天这个时代的指导意义——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与人类未来的隐忧注定了卢梭与尼采这两个名字永远不会被人们忘却。 卢梭首先发问：“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给出了回答：在自然状态下，人类是平等的。有一天，有人在原始大地上圈起了一片土地，然后说“这是我的”，并且人们全部都相信他时，私有财产第一次产生了，这个人能就是文明社会的奠基者。通过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野蛮人慢慢变成社会人，天性与本能渐渐弱化，道德和理性逐渐主宰人性，人们开始变得脆弱、怯懦而卑下，开始失去造物主赋予他们的那种高尚而庄严的质朴，不平等最终变得稳固起来，并且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对比野蛮人与文明人，卢梭这样讲，野蛮人过的是自己的生活，他们仅仅是喜欢过和平与自由的生活，他们活的自由自在，无所谓善恶；而文明人总是积极劳动，为寻找更多的财富而折磨自己，他们一直工作到死，文明人过的是别人意见中的生活，他往往从别人的判断中得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正因为有了善恶观才有了“恶”，难道不是吗？正是富人的霸占、掠夺，以及难以满足的欲望，磨灭了自然的同情心和虚弱的正义的呼声，由此人们开始变得贪婪、有野心和邪恶。而后战争带来新的社会，新的社会再如此这般堕落下去，人类因此而难以走上回头路。（写到此处忽然想到共产主义社会……） 人类已经难以放弃已经取得的不幸的获得物，在这个社会中所有阶层的人们都在忍受着无尽的痛苦和焦虑，因此，人们的灵魂总是痛苦的。但是文明人再也回不到过去。所以今天的我们活的这样疲惫又无可奈何，就如同在大学校园之中，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生活成了一种苦难而不是享受。 卢梭是生活于18世纪，距今已经有200多年时间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即使在欧洲也还很落后（火车、电话、汽车都还没有发明），但是，对这个社会政治、哲学上的本质的问题，他却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比如说：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自己受到另一个人的支配。如果一个人为了保存自己的财产而把支配自己人身自由的权利交给了别人，那不是最大的不合理吗？“人生而自由，又无往不在枷锁中”。人类社会的不平等表现在：比别人更富裕，拥有更多的荣誉，更多的权力，甚至是后者对前者的服从，受奴役的人们总是夸耀他们在锁链下的和平与安宁，他们把悲惨的受奴役状态看做是和平，他们以真正幸福的代价换取了虚幻的安定，并且当这些已经失去自由的人们看到自由的人们宁愿牺牲快乐、安宁、财富、权力甚至生命，而来保卫他们唯一的财产（自由）时，会非常藐视这种牺牲，这些人会认为，统治别人比独立更可贵，所以他们宁可戴上别人的给他的枷锁而拥有再给另一些人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