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瓷窑火锻造文明记忆——玉堂古羌瓷窑群遗址探秘.docVIP

青瓷窑火锻造文明记忆——玉堂古羌瓷窑群遗址探秘 刘大清 ? 都江堰市的“青城山”、“都江堰”世界文化自然双遗产闻名天下，但该市玉堂镇赵公山下的凤歧村古羌瓷窑群遗址文化，却并不为世人所熟知。其实，早在千年前，古蜀国的先民们就已在这里创造出举世瞩目的陶瓷文化，制作出美轮美奂的陶瓷珍品，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这段历史亦愈来愈清晰。 　　玉堂古羌瓷窑群遗址属唐宋时期，遍布在都江堰玉堂镇凤歧村和中兴镇横山村一带。窑址的18座窑包有“上九堆、下九堆”之称，占地约2.5平方公里，窑高10余米，窑底直径上百米，犹如一座小山丘。窑堆及周围的地面上散布着大量的窑炉灰、窑具、瓷片及陶瓷器皿。成都市和都江堰市文物部门于1977年和1983年曾两次试掘罗家、何家和马家三座窑包，清理出陶瓷器皿上千件，有生活用具、文房用具及玩具等。仅青花瓷系列就有碗、盆、盘、碟、杯、壶、瓶、盒、盏、钵、灯、炉及纺轮、圆球、管饰、双耳罐、四分罐、提梁壶、座虎枕等22个种类，器皿上刻有反映北宋时代特色的“咸通”、“广明”、“淳熙”等字样。此外还出土了属于唐代的“开元通宝”和北宋时期的“皇宋通宝”等钱币。 　　窑炉结构和器皿着色也很有创新和独到之处。炉内采用垫柱支撑、垫板承托、支钉间隔的双重敞烧法。窑形为斜坡式龙窑，由火堂、前后窑室和隔墙及烟道组成。窑场以散烧为主，装饰方法多为印花、划花和釉下彩。胎质以褐灰色为主，白土施表，釉为石灰釉。着色剂以铁青色调为主，依含铁量多少、火候不同而呈现出青、黄、黑、绿褐、本黄、茶黄等各式颜色。这种色调装饰和釉彩工艺，正好反映了唐宋时期陶瓷发展的特征，产品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实用性。 　　该窑址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保护之好，为国内外其他古瓷窑址少见。它蕴涵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研价值，填补了四川及其西部无唐人陶瓷窑文物的空白，在中国“五大名窑”和“六大窑系”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它对研究唐宋时期的陶瓷发展，特别是在青瓷向其他颜色瓷发展过程的重要环节上，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例证，丰富了蜀西盆地陶瓷文化的内涵，证明了成都平原曾是西南地区陶瓷业的中心。同时，窑址对研究四川陶瓷业的兴衰过程及其原因，研究成都平原与川西北高原及川外地区当时的商品贸易、文化交流、交通运输、社会生活等发展情况和汉、羌、藏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迁徙与演变等方面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都江堰沿山一带有汉代崇义的“环山窑址”、南朝至唐代天马山的“六马槽窑址”、唐代大乐乡蒲村的“高碑堡窑址”、宋代金凤乡的“瓦岗坝窑址”，这些充分说明都江堰市以赵公山下的凤歧、横山羌瓷窑址为中心的古窑群，构筑了我国西部的“陶瓷之都”，成为成都陶瓷业发展的中心，反映了当时该地区陶瓷业的兴旺发达。玉堂古羌陶瓷窑址文化不但是中华民族，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块珍宝。经成都市文化局推荐，1985年8月，原灌县人民政府竖立了“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玉堂窑址”的保护志碑。2002年该窑址又被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都江堰地区的羌族先民以“水文化”和“火文化”著称，其中“火文化”就是以烧石灰、制陶瓷最为突出。其陶瓷经夏代原始青瓷石灰釉阶段（夏代都江堰羌市人最先发明和使用石灰，本地盛产釉料石英砂），至晋代青瓷工艺相当成熟，蜀中青瓷已名冠全国，宋代已发展有三彩光釉，并有如玉堂、中兴的大型窑群出现，供应全川及出口外销。 　　历史上川西地区的古羌民族曾多次南迁和向西拓展，故而开启了最早中外交往的大门。秦汉之前，都江堰生产的陶瓷、川芎、石磨，随蜀中的丝绸、茶叶一道，经南方多条“茶马古道”远运至中印半岛、南洋各地，南洋也建有蜀王蚕丛、鱼凫的造像和庙所。同时陶瓷产品还经缅甸至“身毒”（印度）这条通道转至阿拉伯、中亚，再转道进入西方。许多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和西方之间，存在过文化上的交流。秦汉前，古西方人把古蜀国认作“羌人之国”china（羌那），“chi”读为“羌”，字母“n”再与“a”相拼即为“na”，是国家之意。所以，china就其本意是“羌人之国”。 　　此外，古代西方人把“羌人之国”china又称为“瓷”，历史上这种现象多有发生——古罗马人把中国人称为“赛里斯人”，“赛里斯”即“丝绸之国”的意思。古代西方人以瓷产地的china（羌人之国）代替了“瓷”——把古蜀国生产的瓷品也称为“china”。说明古代西方人早在秦汉之前已经认识了“china”这个羌人蜀国，接触过青瓷摇篮、都江堰赵公山这个陶瓷之都的产品。 　　到唐宋时期，玉堂、中兴的陶瓷窑，由于有茂、汶、理山区外出做工的贫困羌民参与，他们与赵公山土著羌民一道施展出才艺，同时又汲取了中原各地技艺，结合本地区民族特色生产有所创新，优质陶瓷产品大都供应蜀地和对外出口。唐末战乱以来，中原至西域的丝绸之路中断，对外出口物资只能通过古已有之的“南方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