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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上花列传》的现代意义 　　[摘要]《海上花列传》是清末狭邪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而且在整个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标志着现代通俗小说的开端，昭示着一种新的文学创作和传播模式。它不是作为一个创作者娱情遣兴的产物在文人与书斋之间流行，而是作为一个消费品，直接面对市场和消费者，与以往的传统小说相比，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同时，小说最初以期刊的形式连载，这就为小说的传播和流通提供了新的媒介和载体，在小说发展史上有革命性的意义。 　　[关键词]《海上花列传》；思想内容；文学创作；传播模式；文学史意义 　　 　　《海上花列传》在清末小说中一枝独秀，在整个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标志着小说的古今转型，标志着现代通俗小说的开端，不但文本所反应的题材内容具有现代化意义，而且文本的创作与流传也具有现代意义。 　　从小说的思想内容来看，《海上花列传》描写的是上海现代大都市的繁华景象：四通八达的交通，熙来攘往的马车，鳞次栉比的洋行商铺，琳琅满目的西洋器具，不计其数的茶馆、烟馆、妓馆、戏馆、赌馆使上海成了人们的娱乐胜地，因此也深深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人们，使他们不约而同的涌向上海，像赵朴斋、张小村这样的乡下人来到这里谋求生计，而齐韵叟、史天然等更多的是为了旅游度假，黎篆鸿、李实夫叔侄则是为了寻找商机，高亚白、方蓬壶这些落魄文人则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不管他们的目的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上海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对他们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 　　都市的繁华不能使一个城市走向现代化，城市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表现在于市民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的现代化。《海上花列传》首先描写了现代都市中的人物，他们与中国传统城市中的人物不同。小说中的妓女无疑是最具现代意识的新女性，她们率先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解放出来，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传统社会，妓业被认为是贱业，是被人鄙视的行业，那些妓女也被认为是贱民，被排除在四民之外，属于“非人”，因此中国传统的妓女大都有着深深的自卑，即使是一些地位较高的官妓，也只是一些官吏的附庸，没有人格的独立。 　　然而开埠后的上海情况却大不一样，这些呼吸了自由空气的妓女，对自己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她们不再卑躬屈膝，不再委曲求全，而是以一种独立的“人”的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她们把自己从事的妓业看做是“做生意”，是谋生挣钱的一种职业，与其他商业行为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只是她们选择的工种不同而已。因此在她们身上很少有传统妓女那样的自卑意识，正如赵二宝说的：“俚末看勿起倪，倪倒也看勿起俚!俚个生意，比仔倪开堂子做倌人也差仿勿多。” 　　除了妓女，小说中还描写了众多的士人和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士处于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他们通过科举考试成为社会的精英和中心，即使没有考中，凭借满腹经纶也可以成为乡绅，受人尊重，拥有许多的特权。与士相比，商人在传统社会却历来被视为四民之末，传统的贱商抑商观念，千百年来通过当政者的政策实施和民间教化已深入人心。然而，《海上花列传》中的商人形象却是成长和纵横捭阖在资本主义制度里的十里洋场，他们是以资本家的社会地位出现在小说中。这是因为随着上海的开埠，上海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块政治肥地，被纳入资本主义运行轨道，以商业为中心的资本运行模式使商人的地位得到了飙升，而一直处于特权阶层的士人地位却一落千丈。这预示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 　　《海上花列传》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转变，在小说众多的人物中，齐韵叟、华铁眉、高亚白、尹痴鸳、马龙池、史天然、葛仲英、钱子刚、方蓬壶等人可算是高官富绅、宦家子弟。洪善卿、庄荔甫、陈小云、黎篆鸿、李鹤汀、李实夫、姚季莼等都是商人阶层，而陶云甫、陶玉甫两兄弟以及朱蔼人、朱淑人两兄弟本是文人圈子中人，但他们对大商人黎篆鸿的百般巴结以及与李鹤汀叔侄、洪善卿、陈小云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否向我们预示了士人向商人的靠拢，朱蔼人更是抓住机遇攀上了黎家这门亲事。并且在《海上花列传》中商人的地位远远高于士人，因为在上海租界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钱袋”的大小是衡量个人地位的唯一标准，大商人黎篆鸿在这十里洋场呼风唤雨、占尽风头，他的银子数不清，他的女人数不清，引得李鹤汀、陶云甫、朱蔼人这班人羡慕不已，争相趋附。除了大商人黎篆鸿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就连洪善卿、陈小云、李鹤汀这些人也是上海洋场不可或缺的人物，社交场中总少不了他们。与此相比，文士们的地位就逊色多了，就是并称为两江才子的高亚白、尹痴鸳也只是扮演着“清客”的陪衬角色，而“文名盖世，经学传家”的马龙池在现代上海社会也无用武之地，只能做个抄抄写写的“师爷”。就连大官僚齐韵叟，极富极贵的公子史天然也深深意识到在上海这个经济社会，他们的功名、地位并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人们看重的只是钱。他们的悄然隐退正说明了上海这个现代大都市并不是他们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