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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影响配音译制片制作的主要因素 　　[摘 要] 我国影视翻译的主流形式是配音,但近年来观众对配音译制片的抱怨越来越多,与原片相比有较大的缺失是其中一个方面。配音译制片其实是一种三度创造,首先译者在翻译剧本时常采取改译等各种手法,表达方式及文化形象都会有所改变;其次,配音译制片的艺术表现力会有所削弱;最后还有技术还原方面的原因。译制片与原片相比有不同程度的损失,通过客观分析各个环节中影响译制片制作的各种因素,可以进一步提高配音译制片的质量。 　　[关键词] 译制片;剧本翻译;配音;技术手段 　　 　　一部影视片用另一种语言配音后就是译制片。译制片是在原片基础上,由译制导演、翻译、配音演员以及技术人员密切合作完成的。我国影视翻译的主流形式是配音,但如今配音译制片面临很多挑战,越来越多的观众能够直接观看英语原版片,也有越来越多的观众更愿意看带中文字幕的原版片。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译制片的制作质量不断下滑;二是很多观众抱怨配音译制片与原片相比有很多损失。本文将采取描述性的视角,客观分析配音译制片的缺失以及造成缺失的各种因素,以期更好地提高译制片的质量。 　　一、表达方式的改变 　　著名配音演员、译制导演廖菁指出,译制片是语言转换的艺术,剧本是全部译制过程的基础,剧本翻译的好坏为整部译作奠定了决定性的因素。[1]电影剧本的翻译有不同于其他文本的特殊性,译者受制于电影的瞬时性和无注性,[2]还要考虑电影上映时间的紧迫性以及票房的收入。为了让观众看明白,译者常常要采取减译、淡化、替换及改写等手段,在表达方式上,剧本译文肯定和原文有一定的差别。 　　(一)语言文化差异的束缚 　　对于原片中一些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比喻、典故等,无法在有限的空间内有效地表达出来,译者常采取替换或淡化的方法,也就是用类似的中国文化形象替换或省略原来的文化形象。比如电影《君子协定》中菲尔的母亲患心脏病,菲尔非常担心,但母亲安慰他说“No need to look like Hamlet.I feel wonderful.”。中国观众已经比较熟悉“哈姆雷特”这个人物,但对于“看起来像哈姆雷特一样”,却不一定能准确理解其内涵。译文省略文化形象,“没必要这么担心,我挺好的”能更好地帮助观众跨越文化障碍。 　　(二)声画同步的限制 　　译者不仅要贴切地译出剧本之意,还要保证译文达到声画同步的效果,即配音演员嘴巴的开合要配上画面人物的口型,表达的意义也要与画面内容一致。中文与其他语言在语音、文字、句法上都有较大差别,表达同一个意思所用的语言长短往往不同,再加上讲话节奏的差异,为了使配音演员的口型和影视画面保持一致,译者常常要对原文的表达进行适度的增减或在表达视角上加以转换。这些变译的做法都是为了保证观众能更好地观赏影片,但原片的对白肯定会有所改变。 　　(三)表达效果的考虑 　　有些译制片,尤其是喜剧片和动画片,常常套用一些汉语的流行词或时髦用语。上海译制片厂译制的《加菲猫2》中就使用了许多这样的表达,观众听到外国角色嘴里冒出中国人特有的表达而大笑。比如,“满城尽带傻大木”“拆散一对绯闻男女”等。时髦语的运用肯定会使译制片与原片不同。美国人和懂英语的中国人一起观看一部原版的美国电影,美国人笑的地方中国人可能没反应,美国人不笑的地方可能中国观众会乐不可支。译制片的译者了解观众的需求,对语言的选择更能影响观众观看的感受。 　　(四)票房收入的需要 　　为了赚钱,片商甚至会任意篡改原片。富润生[3]举过一个极端的例子,通过改变影片的对白来更好地吸引观众。米高梅制片公司译制厂要求剧本翻译及配音导演古依多#8226;列奥尼采取一切措施,通过配音译制,将一部描写美国边境地区一个爱尔兰家庭的冗长而感伤的影片从卖座率不高的经济灾难中拯救出来,于是列奥尼“将原版片的剧本扔进了废纸篓和配音演员一起制作了一部新的影片。受苦的爱尔兰人变成了善于应付的意大利美国移民甚至印第安人也讲那不勒斯的街头俚语,把原来的片名《河流在前》改译成《野蛮西部的那不勒斯》。于是影片赚回了成本。” 　　二、文化形象的改变 　　对于引进的影视剧,广电总局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如果对白涉及政治、伦理道德、涉黄、涉粗、涉俗,通常都要淡化或删减。这种删减会某种程度上影响原片人物形象的塑造,甚至改变原片的文化形象。比如“做爱”改成“吃饭”,胸部”改成“身材”,“狗杂种”改成“这家伙”等,有的关键场景因为台词配音者不好出口,也会被删掉。美国电影《心灵捕手》中就不乏这样的删改。威尔是个数学天才,但由于童年的生活阴影而自暴自弃,整天和三个好朋友混在一起,无所事事。四个年轻人说话几乎句句不离fucking及类似的脏字。但译文把这些不雅之词都过滤掉了,因为一部满嘴脏话的电影不可能在中央电视台的电影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