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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窑的剔刻诗文枕 　　临汾古称平阳，平阳窑在今临汾龙祠、峪里一带，窑区范围较大。平阳窑在早期文献资料中未见记载，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记述：“平阳窑，在山西平阳，宋时所建。其胎与釉皆白中闪黄，微具土色，而制皆仿北定居多，故又称日土定。平阳真者，其胎之色纯似黄土，其质在半瓷半瓦之间，其釉光而且润，细而发黄，多有蛇纹开片。”许氏所说平阳窑白瓷的胎釉之色和今天的考古发现相近，实属不易。许氏并没有言明平阳窑的烧造地点，想必没有进行过实地考察。但他又是如何得出有关平阳窑器物的结论呢?可能是因为这类来自于平阳的器物在当时较多见到。 　　从积累的考古资料看，平阳窑烧造的器物多为粗瓷，以碗、盘、罐、枕等日常生活器皿为多，虽然窑址中有细瓷发现，但基本上可以确认为霍州窑产品。平阳窑烧造器物以白瓷、黑瓷为主，兼烧钧釉器物和青黄釉类器物。瓷器多粗胎。白釉多泛黄，确如许氏所言。装饰沿用了宋金以来常见手法，有刻、划、绘画等方法。戳印黑花，应是这时期新出现的装饰法。装饰手法总体上还是比较草率粗糙，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几次调查仅是在已知的小范围内进行的，发现遗物皆为元代，虽然如此，一些发现已经是较有意义了。其中借瓷枕一项，就可以对以往人们大量划归为金代的器物进行重新认定。在考古发现和文物市场中诗书枕较多见，地域特征明确，为我们了解该窑的生产和人文情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多年来，山西霍山以南地区经常出土一些宋至明代的瓷器，有的可以确认产地，但多数为当地的不明窑口烧造，临汾、侯马和运或动物的图案。该件瓷片，无论从其器形、瓷质、施釉还是釉下彩绘方式以及图案表现技法，均与南京出土的东吴釉下彩绘瓷器如出一辙，只是图案略有区别，瓷胎也似乎比南京出土之器略薄些。 　　 　　 　　常熟之地，据《宋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等史籍载，在东汉时沿虞山一带东南境内为吴县虞乡，沿长江一带西北境为吴县南沙乡。南沙曾设司盐都尉署，至孙吴黄武中，孙权在虞乡又置虞农都尉署。西晋太康四年(283年)和东晋成康七年(341年)，虞乡、南沙乡分别升格为海虞县和南沙县。梁大同六年(540年)，始名常熟县。司马炎虽自公元265年自立为帝，创立西晋，但西晋灭吴是在公元280年的太康元年。该年三月，晋帝以舟师入石头城(南京)，孙皓降，吴亡。而虞乡仅在吴亡3年后即撤所置虞农都尉署，立为海虞县，故此种瓷器进入常熟境内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原系孙吴虞农都尉署官用器物；二是由西晋政权委派的近臣或将领担任海虞县令时自建业携入。出土该瓷片之处正是今虞山脚下原东吴虞农都尉署及西晋海虞县署遗址范围内，当时共出土有绳纹陶井圈、陶罐、扑满、铁削、铁锸等十余件汉代器物(图4)，以及大量六朝至唐宋元明时期的陶瓷器残片，此片即夹杂于其中。 　　该瓷片在常熟的出土，无疑为研究孙吴釉下彩瓷的分布和用途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编后此件瓷片是目前南京之外发现的唯一东吴釉下彩绘瓷，虽属残件，却弥足珍贵。对南京出土的东吴釉下彩绘瓷器，目前很多专家倾向于它们并非越窑产品，而是东吴境内的其他窑场所烧造。常熟出土残件的胎质明显较南京出土的杂质多，揭示出东吴彩绘瓷的胎质存在着多样性。 　　责编　耕　生城等地的出土和流散文物中经常可以见到。外地较为集中的是杨永德优俪捐赠给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的一批瓷枕，捐赠图录中收入的100多件瓷枕中，标出窑口_为晋南的达30多件，其中有的就是平阳窑产品。该书把这些枕的时代都界定在金代，但从平阳窑的发现资料看定为元代更为确切。 　　可以确认的平阳窑诗书瓷枕有腰形、八角形、长方形等几种。施半釉，釉下施化妆土。胎质较粗。釉色白中泛黄。长腰形的枕特征明确，方形枕较长，分长方或长方抹角两种。 　　曲沃县曲村编号为M6047的墓葬中曾出土一件墨书纪年款枕，高13厘米，长46厘米，方弧形，面前左右两端抹角，前低后高，后壁上部有一圆气孔。灰色胎，施白色化妆土，釉白中泛黄。枕面、前壁满施釉，左右后壁半釉。枕面双线框内刻诗一首：“龙出海时千尺浪，凤栖山处万条假。诗书不入愚人目，金玉难藏好人家。”枕底墨书“至顺三年(1332年)仲夏中旬后四日张宅置到瓷枕一个”。这件枕是经过正式发掘出土的，收录在大型考古报告《天马一曲村》中，该枕在胎质、胎色、釉色等方面都与平阳窑产品一致，可以确认为平阳窑产品。另一件纪年枕藏于日本岗山的林原美术馆，长方形，高11.4厘米，长32.8厘米。枕面为双线边框，两侧再作对称壶门式开光。开光内刻划“流水绕人家，远山当(挡)客路”。四侧和底部墨书“大德陆年四月初二日置～到清家～枕壹面口店那里寺”(图1)。日本的出版物中也推测其为山西产品，但没有确认具体窑口。 　　从《杨永德伉俪捐赠瓷枕》图录看，南越王墓博物馆收藏的平阳窑器物，可以认定的有3件，时代都定在北宋或金。事实上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