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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胆　史识　史德 　　我国历时三十年的十大部文艺集成、志书，在2009年10月份全部出齐。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史无前例的工程。《中国戏曲志?湖南卷》，为《中国戏曲志》之先行卷，于1989年9月出版，至今也过去了二十年。当年参与修志的同仁，不少均已辞世，我这幸存者，抚今追昔，感慨良多。 　　从1981年开始接触编纂专业戏曲志书任务起，到现在整整二十八年，在这漫长岁月中，不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去回顾一下，既感到幸亏在那时编出来，总算完成了一项历史任务：也不无遗憾，以当时的认识水平，还达不到修志应有的高度。这遗憾，随着年岁的增长，随着认识的变化，似乎也在增多。 　　我的同辈人，都属于“老戏改”出身，也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就从事戏曲改革工作的专业干部。我们开始是从事辅导工作，日子长了，就在戏曲的文、论、表、导、音、美方面，拣性相近的一项研究开始，并逐渐专注于一行，自然而然就只在这方面探索。多年来，不但从来没人想过修戏曲志，连方志都看得不多，忽然要修戏曲专业志书，还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有点惶惶然、茫茫然，不知所措。但是，不管怎么说，从事了三十年的戏曲工作，居然赶上了“盛世修志”，而且是国家“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我们得以恭逢其盛，感到莫大的兴奋和鼓舞，再难也得承担。但激动是一回事，现实的残酷又是一回事。 　　我们省艺术研究所前身――湖南省戏曲工作室，在“文革”之前，积累的资料是比较丰富的，不仅有文字、图片资料，还有些文物；有各剧种主要唱腔的录音、记谱和各地方大戏剧种的全部脸谱。但“文革”期间，损失最“彻底”，片纸只字无存，什么也没留下。甚至一些个人的笔记、文稿，都在“抄家”时全部抄去，真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没资料，修志从何着手? 　　当时，《中国戏曲志》编辑部，由汪效漪、薛若琳、周育德、刘文峰四位同志来湖南动员我们上先行卷。我们既感到荣幸、振奋，却实在畏难。那时我们首任所长金汉川同志也不敢轻易表态，只是反复和我们座谈、讨论。经过反复论证之后，才做出决定。作决定之前，老金还问我们：敢不敢立“军令状”?这是激将法，我们这辈人，自认修志责无旁贷，一致表示：愿立军令状，才接下这先行卷的任务。 　　所谓先行卷，也就是《中国戏曲志》中出版的第一本，先行一步而已。但“先行”就意味着没有可师法、借鉴之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摸索前进。有些遗憾，可能就是“先行”所致。 　　我们第一步仍然是传统方法：从上到下，发动群众，先修剧种志，以便于动员更多的人来广泛地收集资料。 　　湖南全省有十九个地方戏曲剧种。我们动员凡有本地剧种、专业剧团的地、市、县文化部门，都组织力量加入修剧种志队伍，成立了十九个剧种志的编纂机构，全面地展开收集资料的工作。那时，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从省到地、县各级文化部门的领导、业务骨干，不少都是落实政策回来的同志，没受太多“文革”流毒的影响，所以没什么大的阻力，很快就在全省铺开了工作。许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从事戏曲工作的同志，都是识途老马，凭记忆知道在什么地方还可能重新获取资料；各剧种也还幸存了一些老艺人，他们不但本身可以提供资料，而且还可以提供某些资料的线索；各地还有些老戏迷、老观众，也能够供给一些宝贵的资料。各级从事修志的同志，足迹不仅踏遍三湘大地，连邻近的湖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等许多有关地方都去了，走访了一些幸存的老艺人和当地耆宿。同时，也几乎跑遍了各地的图书馆、档案室、资料室，爬罗剔抉，细心搜求。编纂、收集和受访对象，总人数在千人以上，这是一支庞大的修志大军。没有这支队伍，想迅速恢复大量资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与此同时，我们从1980年就开始的各主要剧种代表性传统剧目的教学演出、录相工作仍在进行，也同时抢救了不少资料。这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特别是张庚、郭汉城两位前辈的大力支持分不开，我们那时哪有录相条件和经济能力，都是研究院的李愚、刘沪生率领录相队的同志，无偿地帮我们录制了200多个小时的形象资料。这些工作，当时只觉得是该做的事，事后回头一看，真是侥幸，总算抢得时机，不是抢得快，人亡艺绝，有些资料可能就恢复不了。几个主要的剧种志写出初稿时，就集中一批力量开始编纂省卷。编纂志书最困扰我们的是两个字：“直”和“志”。 　　“直”，志书是官书，是信史。我们对前人的志书虽读得少，史书还是读过一些，二十五史都是官书，但是否全“信”，治史者和读史者都知道。今天，我们必须以唯物史观来写，应该成为名符其实的信史。我们如何面对这个艰难的标准秉笔直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戏曲界的风风雨雨，如何记述?给我们的原则是：宜粗不宜细。要求：粗要能说明问题，细要不损害党的形象。说来容易做来难! 　　“志”，在文体上，必须写得像志书，而不是总结、不是调查报告，不是学术论文，我们必须改变自己几十年已形成习惯的文体、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