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寻珍　独树一帜　.docVIP

史海寻珍　独树一帜　 　　故事6：邱逢甲书轴 　　 　　20世纪30年代，史树青先生在北平师大附中读书，有一年春节，他像往常一样到学校周边的琉璃厂去转转。琉璃厂一条街上卖字画的画棚、小摊栉比鳞次，史先生饶有兴致地边走边看，不时地也买几件小东西。当他信步来到一个画棚前，突然眼前一亮，看见画棚中挂着一幅字，落款是“邱逢甲”，钤着“台湾邱逢甲印”。因为史先生曾读过邱逢甲的诗集，知道他是著名的爱国诗人和抗日英雄。于是史先生便上前仔细看了个究竟。尽管他从未见过邱逢甲的真迹，但凭着他对邱逢甲诗的研读，感觉这幅字上的诗就是邱逢甲所作，判定它是邱逢甲的真迹，就以两毛钱的价格买下。 　　 　　邱逢甲（1864～1912年），台湾人，光绪十年进士，著名爱国人士。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当时清朝政府的兵部主事，他坚决反对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反对不抵抗政策。1895年4月17日，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闻听此讯的邱逢甲义愤填膺，他血书上书，要求“拒倭守土”。未果后，他毅然只身返回台湾，组织士民抗日，誓与台湾共存亡。他亲率义军浴血奋战数十昼夜阻击日寇，终因军械不继、孤军无援而告失败。辛亥革命后，邱逢甲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南京政府。 　　在2004年3月14日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温家宝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时，曾脱口咏诵出邱逢甲的《春愁》诗：“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表达了几代中国人盼望祖国统一的愿望。 　　如今史先生回忆起这段往事，不无得意地说：“我当时也就十几岁的年龄，那年头台湾的字画在琉璃厂的棚子里挂着没人买，但我知道邱逢甲这个人，因此我就觉得这幅字画太重要了，这幅字画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历史价值。我一直强调文物是历史价值第一，现在这幅字是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那是1952年，国家在太庙举办‘解放台湾展览’时，需要这一类的东西，我就拿出来捐给国家了。” 　　史先生说，他从小就有这样的本领，没见过的也能看出真假，比如，看郑板桥的东西，即为一绝。 　　 　　故事7：赵孟致张景亮书札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贾敬颜先生素好收藏。1981年的一天，他来到史树青先生家，请史先生为其家中的旧藏“掌掌眼”。史先生因与贾先生是老相识，二话没说便来到了贾家。 　　面对着琳琅满目需要“过眼”的物品，史先生一下子就被一通信札所吸引。该信札很特别，纸质是青色的，在那一堆物品中很是扎眼。史先生拿起来仔细一瞧，发现竟是元代书画大家赵孟H致张景亮的书信，不禁喜出望外。 　　史先生说，因为他曾在故宫博物院看到过赵孟H的作品，因此经过对这通信札册页纸质以及文字的考量，认定是赵氏真迹。他说：“赵孟H用的是瓷青笺。瓷青笺是用靛蓝染料将桑皮纸染成深青色，然后再经砑光制成的一种纸质，颜色犹如明代青瓷，光泽泛蓝，韧性非常好，是那个时候的人常用的信纸。我一看这种纸就知道它是真品。”于是，他对贾先生说“这东西是真的”，贾先生开玩笑地说：“如果它是真的，就给你们历史博物馆吧，也甭给钱了，奖给我个彩电就行了。” 　　后贾敬颜教授将此信札捐赠与历史博物馆。有趣的是，书札送到历史博物馆后，保管部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登记时，还意外地发现了信札册页的背面写着一个“2元”字样。估计是当时卖家在信札后面所标记的卖价。至今这个标记依然还保留在信札上，这也算是历史的一个见证吧。 　　每每说及此事，史先生总是笑眯眯地说：这东西可让历史博物馆“捡”了大便宜了。 　　 　　故事8：北凉沮渠安周造寺碑 　　 　　史树青先生的一位中学同学李章汉先生，家道殷实，曾在北京香山拥有别墅。李章汉的祖父喜欢收藏碑帖，在其收藏中就有《北凉沮渠安周造寺碑》的拓本。 　　《北凉沮渠安周造寺碑》是十六国北凉时期建立的，刻于北凉承平四年（445年），清光绪年间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后藏于吐鲁番。光绪二十九年，德国人到中国探险考察时，从新疆把它偷运出国，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馆。 　　话说到此，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清大臣端方。端方（1861～1911年），光绪壬午举人，官至陆军部尚书、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从政之余，嗜收藏，一生曾收集了许多名贵文物。他常随身携带着拓纸，走到哪儿拓到哪儿。光绪三十二年，端方到欧洲考察政治，在德国柏林见到《北凉沮渠安周造寺碑》，大为惊喜，遂将其做了拓片，共拓二本，一本为全拓，一本仅拓四分之一。端方将此拓片携带回国后，请了当时二十几位清末的名流题跋，其中就有大收藏家、古文字学家罗振玉。郑孝胥也题了跋。端方死后，其收藏的文物逐渐散落民间。其中此拓本为李章汉祖父所藏。 　　二战期间柏林被轰炸时，《北凉沮渠安周造寺碑》碑不幸被炸毁，此拓片成为绝世孤品。 　　史先生回忆当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