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与理想精神的凝结与升华.docVIP

现实生活与理想精神的凝结与升华 　　在2009年湖南艺术节参赛剧目中，易介南编剧的《五十二家别墅》(以下简称《别墅》)的演出成为非常精彩的看点，引起各界普遍关注，好评如潮。《别墅》之所以具有如此突出的审美效应，关键在于作品贴近生活，反映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具有强烈现实生活与理想精神凝结与升华的突出审美特色。 　　《别墅》把故事巧妙地放在时下我国经济大潮风起云涌而又处于世界金融风暴的现实大背景中，选择了一个“明星教授企业家，高级白领加巨商”富得流油的别墅区为具体环境，以“为贫困山区”学生和“重病”患者募捐为主体事件，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思想情感，反映社会生活，以寄寓剧作家易介南对当今社会、人生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判断。 　　这里的募捐不仅仅是《别墅》的主体事件和具体故事，实则又是现实人生的“试剂”，正是因为它，又成为剧作的主体矛盾，主宰、制约和造成《别墅》中一切情节的发生、发展和细节的表现，人物言语行为及其动机、过程与理想化了的结果。无论它在作品中是否被直接的正面描述，它对作品中的人物、事件等都起着统领和主宰的作用。也正是面对募捐这一现实生活的“试剂”，不同地位、不同职业、不同情致、不同性格的人物，就有了不同的募捐行与言，反过来又反射了这些形形色色人物的不同性格、情致和精神等。主人公社区主任陈满山和妻子周红叶的朴实、热情、勇于奉献和两难生活：保姆们的热情、慷慨和泼辣；马武扬的唯利少仁的商人气质；丽丽的单纯、稚气、爽直；余姗姗的犹疑不定等都是这一特定环境下的“这一个”。作品没有把这些人物脸谱化、概念化和格式化，而是把他们放在社会的、自然的以及内心矛盾冲突的漩涡中，来生动形象地刻画他们，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尤其是陈满山夫妇，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和生活在空中楼阁的虚无之人，而是活生生生活在现实中的凡人。面对募捐的艰难、讽刺和打击，他也有那么多的无可奈何。尤其是面临自己生活窘困，儿子读大学需要学费，特别是妻子周红叶深患重症也需募捐的极端窘困条件下，陈满山的两难心理被冲击出来，也唱出了：“平日里我把人情看得重，此时人情换不了钱一分。平日里觉得尊严值万金，此刻脸面卖不了钱一文。平日里我把良心捧手心，生怕它在人世间惹风尘。良心救不了妻子的命，我羞在人世间度光阴。”这是陈满山在复杂多重的矛盾交织中，对灰色人性的深刻感受和理性感悟。这样抒发的灰色情感就与他热情公益事业，真心服务业主的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更突出了陈满山的积极精神和进取情致，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陈满山人生、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使得陈满山形象十分丰满。同时在募捐的主体事件冲击、试验下，众多的人物性格、情致、精神，由隐性而变为显性，它们互为比照、衬托、渲染，使得《别墅》中人物形象“各有其声口”、“各有其性情”，既生动典型，又自然恰贴，显得非常真实可信，鲜明突出。 　　然而，《别墅》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还不会有如此深刻影响，或者说故事的生动性和人物的形象性只不过是《别墅》的表象，或许剧作家易介南也还没有意识到，但他绝对敏锐体验和深切感悟到了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由于经济生活的巨变及其金钱的冲击，进而引发了时下一些人人性的异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变异。被软禁了的二奶甚或是三奶的余姗姗的男人，成为黑社会性质的歹徒，几个臭铜钱使他已经缺失了民主与法治下最基本的道德良知和人性的良善，他不仅不关心募捐的事，而且还软禁和限制了余姗姗的自由。佘姗姗的保姆以及余姗姗、马武扬等，都有着不同程度或浓或淡的人性变异，缺失了人应具有的对弱者的同情心和恻隐之心(主要指戏剧的前半部分)。当然，现在泛滥了的募捐，也确实让人们产生了厌倦和麻木情绪，但作为腰缠万贯的“巨商”“老板”们来讲，还是应该担负起一定的同情和恻隐的社会责任，但是这些人恰恰是人性变异，甚至异化了。也正是经济大潮冲击下及其人性的变异、异化，使得五十二家别墅以至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也在位移和变形。 　　雇佣被雇佣，依附被依附的社会关系产生了，然而在今天的现实社会里，科学与进步、民主与法制的观念及其主体意识也已植根于人们心中，在这些矛盾冲突中，雇佣和被雇佣，既有其依附性，又有其自主性，所以雇主和佣人间，具体到《别墅》中就是雇主和保姆间就有了不同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主仆雇佣关系，又不同于西方“充分”民主下的独立性格很强的雇佣关系，形成了他们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际关系。正如保姆们一出场所唱的：“他们工作，他们挣钱，他们度假，他们休闲。照顾老人，我们为他们尽孝心，抚育儿童，我们为她们当母亲。他们早出晚归没时间，我们独享豪宅当主人。”这一唱就唱出了现时代过渡中，形势巨变的复杂性、多重性特点以及人文关系的异变性特点。恰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曾提出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