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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民性的文学 　　关于中国文学经验的讨论正在热烈地展开。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总是有一个悖论式的狐疑：一方面，百年来全球性的文学交流，已经使中国文学经验成为全球文学经验的一部分，我们是否能够识别哪些经验是纯粹的中国文学经验；一方面，“全球化”虚张声势了许多年，在文学领域，中国文学是否真的被纳入了这个十分可疑的范畴之中。还有，即便这些问题都被排除或解决了，我们是否能够总结出一个普遍性的“中国文学经验”。文学是最具个人性的精神创造活动，统一的中国文学经验究竟在哪里。 　　 既然有这些疑问，当要我言说中国文学经验的时候，就显得勉为其难或力不从心。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经验即便存在，也是一种想像或不断建构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经验呈现出的总体面貌――比如“五四”时期的文学经验、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文学经验、十七年的文学经验、文革和80年代的文学经验、90年代以来的文学经验等，是非常不同的。因此，要整合出一个切实的中国文学经验，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下强调“中国文学经验”和80年代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取向和诉求，但其内在思路并没有区别，这――就是或意味着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某种不自信。前者隐含着中国文学还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特别是还没有被欧美文学强势国家承认，急于融入国际文学大家庭的要求；后者则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警惕或惧怕中国文学被欧美强势文学遮蔽、吞噬、同化或覆盖的危险，因此要将中国文学从全球“一体化”中划分出来。这些口号或话语背后，总是隐含着关于“民族性”的双向要求：一方面，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方面，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独立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全球化”的话语压力，“中国文学经验”这一话题的提出几乎是不可能、也没有对象的。 　　中国文学在与世界文学不断相互影响和交汇的过程中，特别是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使中国文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被政治文化控制的文学逐渐获得了自由和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概括出不断建构和变化的中国文学经验的话，我认为，这一经验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经验、“五四”以来现代白话文学的经验和不断被我们吸纳的外来文学经验。这三种文学经验的合流，才有可能完整地呈现出中国当代、特别是当下的中国文学经验。这当然只是理论上的描述。如果进入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实际，“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经验，可能在近期讨论最多的“底层写作”这一文学现象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新世纪以来，文学对中国现实生活或公共事物的介入，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普通人甚至弱势群体生活的书写，已经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的新人民性。在商业霸权主义掌控一切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不可能在文学中得到完整的呈现：乡村生活的乌托邦想像被放弃之后，现在仅仅成了滑稽小品的发源地，它在彰显农民文化中最落后部分的同时，在对农村生活“妖魔化”的同时，遮蔽的恰恰是农村和农民生活中最为严酷的现实；另一方面，都市生活场景被最大限度地欲望化，文学却没有能力提供真正的都市文化经验。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被统一起来，他们以“奇观”和“幻觉”的方式满足的仅仅是文化市场的消费欲望。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还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历史终结”论不仅满足了强势文化的虚荣心，同时也为他们的进一步统治奠定了话语基础。但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无论在世界范畴内还是在当下中国，历史远未终结，一切并未成为过去。西方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被置换为跨国公司或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统治，冷战的对抗已转化为资本神话的优越。强权与弱势的界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一点，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批判中已经得到揭示。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魔共舞”，新的问题正在形成我们深感困惑的现实。但是我们发现，在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下，还有作家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当下生活的另一面。由于历史、地域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中国特殊性的一部分。这种不平衡性向下倾斜的当然是底层和广大的欠发达地区。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强调文学性的同时，作家有义务对并未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实表达出他们的立场和情感。在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在表达他们对文学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同时也接续了现代文学史上“社会问题小说”和文学的人民性传统。 　　 2003年，在北京召开的“崛起的福建小说家群体”研讨会上，针对北北的小说创作，我提出了文学的“新人民性”的看法。文学的新人民性是一个与人民性既有关系又不相同的概念。人民性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俄国诗人、批评家维亚捷姆斯基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就使用了这一概念，普希金也曾讨论过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但这一概念的确切内涵，是由别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