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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基本方向与实践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性缺失是世界性的传媒危机,我国也不例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传媒产业化、集团化改革一方面提高了效率,壮大了传媒实力,另一方面也使传媒日益强调市场收益而漠视公共利益,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传媒侵害公共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传媒自身的公信力也日益下降。 　　近年来,西方新闻界试图通过公共新闻运动、公民参与新闻传播等途径来重建传媒公共性,复活传媒公共领域,维护公共利益和民主。我国学术界对传媒行为侵害公共利益的现象也达成广泛共识,一些学者呼吁新一轮新闻改革应优先保障公共利益。比如潘忠党认为,新一轮新闻改革应该以强调传媒公共性为核心①,李良荣提出,传媒业的制度创新必须确立一个原则:公共利益至上②。但对于传媒保障公共利益的制度设计问题,学者们仍各持己见,根源在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相对滞后,在此前提下谈新闻体制改革,难免有些理想色彩,事实上,目前国内有关公共利益和公共领域的讨论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学术话语存在。 　　因此,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和文化传统,探讨如何确保传媒维护公共利益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提出,新一轮新闻改革应将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利益保障体系作为努力方向,并分析这一思路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接着分析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最后尝试提出一个实践的理论框架。 　　 　　二、理论与现实依据 　　 　　目前无论学界还是业界,都已认识到体制的束缚是我国传媒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新一轮新闻改革,体制的突破应是其根本。但对于新闻改革的出发点和基本目标,观点还远未统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研究路径:一种是从确保传媒舆论导向正确的立场来进行制度设计;一种是从推动传媒产业做大做强角度出发来探讨改革路径;一种是从强调传媒公共性,主张维护公共利益角度来探讨传媒改革。三种研究路径实质反映了三种不同的学术立场和取向,即分别代表政府、传媒和公众的利益和诉求。笔者以为,兼顾政府、传媒、公众的利益是新一轮新闻改革制度设计的前提,无视任何一方利益都将使新闻改革遭遇阻力和困境,如何通过制度安排确保媒体维护或至少不侵犯公共利益,强调公共利益至上,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传媒公共利益保障体系,应当成为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基本方向: 　　 　　1.公共性是我国传媒的本质属性和优良传统 　　传媒属性是随着时代变化和人们认识的转变而变化的,经历了从单一属性到两重属性到三种属性乃至于四种属性的演变。过去强调的是政治和商业双重属性,如今传媒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这“四属性说”正好呼应了我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 　　有学者认为,公共性是国有媒体的本质属性③。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党、政府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的传媒虽具有公权力的特征,但本质上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必须维护公共利益。 　　维护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也是我国传媒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在革命年代曾经得到共产党领导人的反复强调和重视,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党的新闻工作者一直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是党报工作者的宗旨。但在实践中,传媒角色主要体现为党的宣传舆论工具,从而具备了公权力的特征,强调党、政府代表人民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公共利益在传媒实践中的话语权,虽然新时期重新提出了“三贴近”的原则,但因缺少制度的保障而易流于口号。 　　 　　2.传媒确立自身存在合法性、提升公信力的需要 　　无论中外,传媒存在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公民的授权,公民把自己受宪法保障的传播权的一部分让渡出来赋予国有公营媒介代理,大众传媒作为全体公民的受托人,其传播权自然也具有公权的特征,但要使这种公权为人所认可,就必须承担起委托人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加强自律,防止滥用权力。 　　目前,我国传媒不仅在国际上声誉很低,在国内公众心目中公信力也普遍不高,这是迫切需要新闻界反思的问题。笔者以为,“宣传模式”给受众留下的负面印象是其主因,漠视公共利益则是其根源。当今传媒日益脱离群众,有学者指出,我国广播电视传媒存在城市化、富人化、低俗化的突出现象④,农民及其他弱势群体长期被边缘化。因此强调公共利益,也是传媒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3.公共性缺失,是我国传媒当前面临的最严重危机 　　公共性缺失,表现在许多方面,如传媒内容缺少多样性,格调低俗,暴力、色情泛滥,媒体一味追逐利润,忽视公益内容的生产,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新闻、广告、公关、娱乐的界限日益模糊,等等。 　　 　　4.创建和谐社会呼唤传媒维护公共利益 　　当前,我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阻碍了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社会呼唤公平正义,传媒作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