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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存与荣誉边上 　　草间一粥尚经营，刻画论钱为惜生。安得化身千万亿，家家堂上挂丹青。 　　这段文字是国画大师齐白石润例前的小启，据说，齐白石不满求画者的讨价还价，故做此书贴于堂上。可以说，润例的出现与讨价还价大有关系，而提到讨价还价，齐白石倒是有个有趣的传闻。 　　白石老人的虾可谓一绝，得到时人的极力推崇，以致别人求购也按每只来算价钱。一日，一人来请老人给他画几只虾，如数奉上润金。待白石画好交与那人时，那人觉得自己买了这么多虾，就想让白石在画上多画一只。白石不好推脱，随手添了一只。那人一看面色剧变，别的虾都活灵活现，唯有这只像死了一样了无生气。白石看了看那人说：活的要钱，死的白送。那人无语，只好拿着有死虾的画走了。 　　这则传闻正如他1920年自书的润例一样：“花卉加虫乌，每一只加10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20元。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庚申正月除十日。” 　　可见，此刻的齐白石很乐意作为一个职业书画家，并不像传统文人那样羞羞答答，不善提钱。这也许与他以前从事雕花木匠的经历有关――为了维持生活，他必须得到回报。“藤萝加蜜蜂，每只加20元”甚至有点小气的感觉。对他而言，书画不但可以整幅售卖，也可以根据买家对书画“部件”的具体增减要求来适当调整画价。 　　自从定居北京后，齐白石由于陈师曾等人的提携名声渐播，“自定润格”说明他开始意识到知名度的价值，主动及时提升画价，可谓深谙“经商之道”。 　　无独有偶，海派大家吴昌硕在1913年自定的《击庐润目》中有： 　　堂匾廿两、斋匾八两、楹联三尺三两、四尺四两、五尺五两……上记每两依大洋一元四角。 　　这篇润例同样一目了然，简洁明了。当时书画家还是比较喜欢用银两作为计价单位的，结尾处的“每两依大洋一元四角”，更是商业味道浓烈。索性就直接用银元算了，何必这么麻烦?莫非是文人情怀的隐现，还是进入市场时的矛盾。不管如何，从他直白的润例中俨然看出一个职业画家的形象。在当时，吴的画价已经很高，却仍在6年之后将其润例上提两倍多，随着名声、市场意识的不断提升，他更像一个“商人”。 　　让我们再看看康有为是怎么对待润例的。在上海书画保存会编印的《中国现代金石书画家小传》中有康有为1926年自定的一则书法润例： 　　中堂，七尺者50元，每减一尺减2元，每加一尺加2元。楹联……但书下款，若书上款者加倍计。来文及金笺均加倍，色笺加半，限字限行，当照杂体例以字计。单宣劣纸不书。寿屏寿文，不撰不书。墨浓淡或墨渍不再写。 　　 　　初看其润例，似乎也有种单刀直入的感觉，明码标价，极其简洁。细看其润文，虽然有点锱铢必较之意，但“单宣劣纸不书。寿屏寿文，不撰不书”。此种苛刻要求并非完全停留在商业意识上，更能让人感受到其作为一个文人应有的尊严。“寿屏寿文”此类题材创作一般赠与亲朋好友或长辈，面对普通人的求购，康有为断然拒绝，拒绝迎合市场，极力维护书画家应有的形象，这种润例方式没有离开文人基本形态太远。 　　及至当代，以卖画为生的画家更多了。他们是在争取自身的生活方式过程中展开艺术活动，无论是完全迎合市场流行趣味的画家，还是半商业半艺术之间的画家，或者是追求艺术价值的画家，其个人生存状态总是第一制约。 　　我们以几位真实的处在中下水平的尚未成名的当代画家为例。 　　第位画家，前两年每年收入均在10万元左右，2008年门庭冷落；第二位画家，2007年卖画收入30多万元，而2008年缩减一半还要多；第三位画家2003至2004年市场刚兴起时平均年收人才1～2万元但2007年达到了十几万元，2008年比2007年又减少了一半。整体统计下来，前两年当代画家平均每月所得8000元左右，2008年才5000元左右，除了每月房租外算下来所剩无几。也难怪，近3年的艺术市场如“牛市”让每个艺术家都火了一把。如果不是2008年的全球危机出现，相信这个势头还会持续下去。但眼下，经济危机下的艺术家为了生活唯有把自己作品价格降到原价的60％至70％。只要是以市场为生存基础，就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 　　反过来我们再看民国生活在上海的画家，这些画家身份比较复杂，既有职业画家、画工、画匠，也有擅长书画的文人、前清遗老遗少、政界名流。那时有的画家卖画行为是个人名节标榜，有钱病鹤在润例的小启中解释自己卖画是“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为证。有些画家需要金钱，但又不想卖画，故而卖画时隐藏自己的真名实姓。也有的如吴昌硕、吴湖帆之类的成功画家，善于捕捉市场需求信息和流行风向，及时调整自己的艺术风格，在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从而随者如云，仿者如云。 　　民国书画家受到每月几千大洋的房租压力，又在经济萧条下观望、试探，左右摇摆，还要顶住来自包括亲人，朋友，社会等各方面的压力，可以说，在市场与传统之间的碰撞，挣扎，润例的释压与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