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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电影美学研究 　　［摘 要］ 张艺谋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以其电影的独创性和开拓性赢得了世界电影界的认可。从最初高扬排拒政治与历史的大旗，到温馨地暗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再到心怀天下的权力颂扬，可以说张艺谋的电影美学追求印证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坎坷，但其对电影美学研究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其从本土电影走向世界的步履。本文以电影《山楂树之恋》为起点，在回溯中梳理张艺谋影片创作中的电影美学追求，进而探求其创作美学的发展流变、内在机制、美学特点及社会影响。 　　［关键词］ 张艺谋；电影美学；发展流变；内在机制 　　 　　电影《山楂树之恋》（以下简称《山楂树》）的上映，尽管褒贬不一，但毫无疑问它在这个物欲横流、肉欲泛滥的时代“试图给人们送去一阵清新的气息。甚至也可以说，这是创作者们向物欲横流、真情贬值、价值观、爱情观日趋浮泛的某种社会现象提出的一种忠告或者挑战”［1］。影片以平实的叙事、灰冷的画面、动情的旋律把一个青涩的爱情故事渲染得晶莹剔透。排拒物欲名利，剔除陈规陋习，把一对青年男女镶嵌在“文革”背景里，在人性的“欲想”和“文革”的“高压”抗衡中凸显纯真爱情的力量，可以说这是经历奥运开幕式大境界后，张艺谋回归艺术大地之母的新的拐点。尽管《三枪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三枪》）带来的媚俗之气尚没远去，但在《山楂树》上演后，我们可以看到张艺谋对于自我超越后的电影美学的回归。如果说《三枪》是张艺谋在走过奥运不知所措的艺术触角的迷失之作，那么《山楂树》则的确是找回本真审美追求的转折。当我们远离“文革”，静秋和老三的这种“纯净”的爱情不仅可以引起“知青一代”的怀旧情怀，即使对当下的少男少女也有强烈的震撼作用。在这里，爱情不再是“性欲”的附庸，而是由“善”向“美”的一种理想追求。在政治高压下，哪里还有比心灵之间这种脉脉含情的体贴和关爱更能彰显人性呢。我们没有必要张艺谋回归《英雄》时代的大制作大色调，也没有必要指责这种没有性爱的爱情的虚无纯净。和时下浩浩荡荡的“扫黄打非”形成鲜明的对比，张艺谋显然使自己的作品回应了时代的痼疾。什么样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怎样的爱情才是这个时代所拥有的？《山楂树》不仅给我们一个情感发现的阈限，也给我们一个回溯张艺谋电影美学流变的支点。 　　一、植根现实的大地 　　“有多少艺术家，就有多少面不同的镜子，因为每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它与其他任何世界都不相同。伟大的作品只能与自己相似，而与其他一切作品不同……艺术家世界的孤独性，即区别性，来自他独一无二的角度，独一无二的幻觉。”［2］但优秀导演有一个共通的审美追求，就是认识到真正的电影美学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大地。“电影作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问题，即电影创作者如何运用电影艺术手段正确认识和反映现实的规律问题，应该是电影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3］无论是科幻梦想的《后天》《2012》《阿凡达》，还是历史传奇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它们无不纠结在现实的漩涡里。《后天》在极端气候频现的当下，带给我们的是人类如果不合理利用地球资源，将会带来厄运的警示；而《2012》则在末世寓言的旗帜下宣示人类今天对未来的盲目；《阿凡达》的生态理念除了暗合可持续发展潮流之外，更是对科学技术这把利剑作出如何利用才能为人类谋福祉的解读。正如著名导演郑正秋认为电影“最高者必须含有创造人生之能力，其次亦需含有改正社会之意义，其最小限度亦当含有批评社会之性质”。这也是张艺谋电影美学的现实支点。无论是《红高粱》从正面展示张扬人性来宣泄对传统社会的鄙视，还是《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从反面叙述人性的压抑来揭示传统社会礼教、规矩的荒唐。无不是在给残酷的现实作出“无奈的选择”和“讨个说法”，即使像《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些历史题材的商业大片，也无不在“解读”着时代主题。《英雄》中无名（李连杰饰）最后的不杀和秦始皇（陈道明饰）为了天下的对话，这可以说是当年中国政府提出“和谐世界”和“和谐社会”的艺术解读；而《十面埋伏》则可以鲜明地阐述影片上演当年中国外交局面；《满城尽带黄金甲》则可以说是对加强中央权威的隐喻暗合。从最初高扬排拒政治与历史的大旗，到温馨地暗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再到心怀天下的权力颂扬，张艺谋自身的电影美学追求演变使得他能在国际电影界发出中国的声音。 　　这些大片之所以横亘全球，除了影片导演各自民族文化现实的依托，更主要的是这些导演以自己的作品不仅满足了观众的娱乐需求，而且以超越政治的方式对当下时代难题作了一种美学的应对。“一种以叙事散文形式呈现的文字话语结构，意图为过去种种事件及过程提供一个模式或意象。经由这些结构我们得以重现过往事物，以达到解释它们的意义之目的。”［4］即使像《三枪》这样的媚俗影片，只要你认真地去鉴赏，也不难发现，张艺谋这“三枪”所击倒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