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电影人物造型誓美学原则.docVIP

张艺谋电影人物造型誓美学原则 　　作为第五代导演，张艺谋至今仍引领着电影界的潮流。从最初做摄影始，张艺谋就以关注形式著名，这是大量学者的结论，同时也是张艺谋自身所坚持的。从电影艺术对观众的吸引力角度研究张艺谋的电影，是张艺谋适应商业社会的影评观，但当下的研究者可能更加热衷于探讨张艺谋电影所表达的思想，从而对其电影艺术形式追求的唯美化有所非议。双方像敌对的士兵相互对峙。但张艺谋的从影道路让我们既无法忽视他的艺术追求，也无法不面对他所说的“起跳点”，进而探寻张艺谋在艺术形式与思想内涵之间的游走方式。 　　 　　一、张艺谋人物造型遵循内外一致的美学原则 　　 　　张艺谋电影中的很多主角都具有一个共同性格，那就是“一根筋”。“张艺谋……通过塑造一系列具有执著、坚守精神的人物形象来完成他自己对国民精神的诉说，点亮了提升国民精神的又一盏灯火。从《秋菊打官司》到《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影片中的主人公都有着‘一根筋走到底’的相似的性格核心。” 　　问题是，这样的结论何以得出?李春林是通过电影对故事的演绎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的。结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做出结论的过程却不是由接受电影的方式做出的，而是由阅读小说的方式做出的。这正是张艺谋所指责的“跑偏了”的电影评价方式。作为电影人，张艺谋的人物性格是通过画面、运用视觉形象冲击观众来完成的。因此，脱离视觉形象谈论张艺谋的人物虽正确但却难以唤起他的认同。从视觉形象来看，张艺谋的人物性格刻画首先得益于电影中的人物造型。 　　《红高粱》的画面一展开就是“我奶奶”出嫁前梳妆打扮的造型：一个美丽俊俏的脸庞，低垂的眼睑，一双饱含幽怨的眼神，一张紧闭的嘴唇。毫无少女待嫁前的喜悦，所有的只是待宰羔羊般的无奈和无助。画面一转，“我奶奶”坐在花轿中，透过轿帘，“我奶奶”首先看到的是一双轿夫的大脚，向上看，“我爷爷”的背部造型被突出：黝黑的皮肤，粗大的骨骼，健硕的肌肉，当然还有豆大的汗珠、质地粗糙的裤子。镜头一转，“我爷爷”的正面造型出现：剃得油光光的大头，同样黝黑的脸面，一双嬉笑的眼神，大张的嘴巴，一口雪白的牙齿。整个一个生命力四处涌动而无处释放的青年人。这样两个人物在影片开始出现，分明是在刺激观众：这两个旷男怨女一定会有故事发生。故事继续进行，“我奶奶”、“我爷爷”的造型不断发生细微的变化：被轿夫们疯狂颠动时死不开口的痛苦表情、被土匪要挟走进高粱地时的回眸一望、回门时发现二度劫持的土匪竟然是“我爷爷”时的呆立不动、被“我爷爷”强行人房而激怒的“我奶奶”、被“我爷爷”当众撒尿所慑服的“我奶奶”等等；在高粱地狂踩高粱铺就婚床的“我爷爷”、醉酒后似无赖的“我爷爷”、独闯土匪窝的“我爷爷”、设伏日本军车的“我爷爷”等等。《红高粱》的电影画面不断地刺激观众，建立一个接一个的主人公的造型，并且把这些人物造型联结起来，从而建立对人物性格的基本认识及性格发展的认识。 　　《秋菊打官司》电影一开场，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秋菊出场：头裹绿色的方围巾，上身穿大棉袄，外罩一件红方格中式上衣，下罩一条蓝黑长裤，脚穿一双红色棉鞋。与周围赶集的农民没有任何区别。但镜头推近，秋菊的脸明显地与正常表情不同：冻得通红的脸庞，一双充满忧戚的眼在四下张望。这是秋菊的第一个造型。在村长家里，当秋菊的要求被村长拒绝后，秋菊立在门框边，电影推出了第二个秋菊的造型：衣着依旧，但面部发生了变化，头部微微低下，眼睑低垂着，眼角轻轻地扫过村长，面部没有表情。秋菊的这个造型可以说极具震撼力：一副与村长坚决对抗、死硬到底、誓讨公道的样子。 　　《有话好好说》中赵小帅的出场活脱脱一个“嬉皮士”的形象，尤其是头部的造型：美国大兵锅盖头的发型，大眼，大嘴，大鼻头，再加上一个长脸，这个长脸难免会刺激观众联想一个词汇――“驴脸”，进而想到“犟驴”、“驴脾气”。而赵小帅正是这样一种人如其面的性格。观众就等着看这个驴脾气的人会如何解决他所遇到的恋爱、情敌争斗、意外麻烦等一系列的事端吧。 　　《一个都不能少》中的魏敏芝出场时的造型是一副傻女子的模样。此时的魏敏芝还处于被动展示自己的情态之中。当高老师告诉她学校没钱，让她找村长要自己的工资后，魏敏芝的主动性才被激发出来。高老师离校，魏敏芝匆忙之间从宿舍跑出，追赶坐拖拉机离村的村长和高老师，此时，魏敏芝的第一个主动性造型出现：粉红花的上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白色的衬衫，头发披散着、没有任何梳理，经常眯着的双眼睁大了，嘴巴大大张开，脸通红通红，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表情。 　　《我的父亲母亲》中青春年少的父亲、母亲的造型也极具特点。父亲送学生回家的洋溢着笑意的面容；母亲初见父亲后慌慌张张跑回家推开房门后的造型强烈地冲击着观众：低垂的头部，满脸满眼的笑意，双手搓弄着美丽的大辫子，火红的棉袄，无不透露出陷入爱河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