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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书赠高又明对联 　　2007年秋后的一天，我有幸见到了一副章太炎先生篆书对联，文曰：“诗题史籀岐阳鼓，书载范乘湖水船。”是题赠给陕西辛亥革命首义者之一高又明先生的。 　　章太炎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书法家和革命思想的传播者。由于太炎先生对文字学有着深厚的功力，其书法中所表现的文化内涵与书写技巧是一般书家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他的篆体书法作品，韵味古朴，结体奇特，上达商周金文古籀，下通秦汉诏版缪篆，结体中既有新意，又不失“六书”之法。由于太炎先生对中国文字的结构熟悉之极，使得他在经营书法作品的章法时得心应手。结体布局需要紧密时，就加强文字笔画的繁复性，使之密不透风；行文章法需要疏朗时，就减少文字笔画的次要部分，使之疏可走马，如此就加强了书法顾盼呼应的效果，这是真正的文字学家才能写出来的书法作品。现代书法家沙孟海在评价章太炎书法作品时说：“单就篆学而论，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依据，点画的增减，偏旁的去留，都是极讲究的，从来不苟且着墨。”说太炎先生书法“不苟且着墨”，我认为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他在书法作品中对文字假借和对文字结构的处理(即对文字笔画的增减)都遵循一定的法则，而不是想当然地增减与假借。当然，太炎先生的篆体书法也不仅仅是以《说文》为依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说文》与三体石经同为小学大宗。”(《章太炎书信集?与于右任书》)可见，除《说文》以外，金文、简牍、碑拓都是他研究文字、使用文字的工具。 　　这副对联的上联“诗题史籀岐阳鼓”，是说古人在诗歌里题赞了史籀所书写的“岐阳鼓”。“岐阳鼓”即“岐阳石鼓”，这是对早年出土于陕西岐州(今陕西凤翔南)之南10面鼓形石碣上文字的称呼，因其文字刻写在鼓形石碣上，故通常称其为“石鼓文”。又因其文字内容一般认为是记述了周宣王狩猎之事，又被称为“猎碣”。由于石鼓上的文字记述了周宣王的事迹，前人推测石鼓上的文字应为周宣王的史官“籀”所书，故也有称此石鼓为“史籀之书”的。而有一些人更扩大地将战国以前的大篆体文字均称为“籀书”。《石鼓文》出土较早，在唐代就有拓本流传和诗歌之赞了，如唐代诗人韩愈的《石鼓歌》中就有“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诚作《石鼓歌》”。唐代诗人韦应物的《石鼓歌》也有“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黑分明”之句。宋代诗人苏东坡也作有《石鼓歌》，诗中有“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等句。由此可见，《石鼓文》是古代文人十分重视的文字资料。 　　下联第3、4两字十分难于辨认。根据这两字的形态、结构，我先以为是“汜胜”=字。“汜胜”为人名，与上联的“史籀”人名正好相对。但“汜胜”与下面“湖水船”似乎关联并不甚密切，想太炎先生用典也不会如此轻率。所以，心中一直忐忑不安，总觉得“汜胜”释读得不够周妥。适逢戊子春节友人聚会，我出示此二字相质询，虽未能明确释出二字意义，但同道的提示却给了我许多启发。归舍我即翻出章太炎先生其他书法资料与此联文字细细对照，又结合上下联的字意及语言环境，终于考出下联此处应为“范乘”二字。“范”字在此处省写上部的草字头，这是太炎先生常用的省减手法，也见到其他书法家曾经使用过。而“乘”字则稍难释读，起初释为“胜”，是因为篆书体“胜”字的右旁写法与此处写法较为相似(《六书通》上有几个“胜”字的写法即与之相近)，似乎此处又是省减了左边的偏旁。但检《中国人名大辞典》和《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并未见与下面“湖水船”内容相符合的“范胜”人名。在《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所展示章太炎先生的对联中，有一联为“城上墨云呈胜气，眉间黄色见归烟”，上联有一“胜”字，写法显然与此处不同，但上联第3个字却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字的上半部与此处对联下联第4字的上半部完全相同，都是呈上下两个小“人”形两边各两点。根据书上对联文字的文义，知其从“土”，检《说文?土部》考出此字实是一“墨”字，只是对联中省写了“墨”字上部的方框部分，剩下的重叠小“人”形及两旁四点，代表了一撇一横一竖，或两横一竖的笔画。再回到此处看“范”字下面的文字，我忽感到此字一定是一“乘”字。亟检出《说文》《六书通》《金文编》《汉语大字典》等字书，诸书上所列“乘”字写法果与此处大类。特别是《金文编》上所列钟鼎文字，有许多与此相近的写法，如禹鼎、公乘壶、公臣簋上“乘”字的写法等。而《说文》上“乘”字的古文写法就更与此相近了。在《金文编》上容庚先生以为“乘”字上部从“大”，而《说文》上则认为从“入”。章太炎先生正是将金文“乘”字写法的下部、《说文》“乘”字的上部相结合，创造了一个新的写法，从此处也可看到太炎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字结构的深刻了解。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乘之本义为升为登，引申之为加其上。许训覆也，与加其上同义。字象人登木之形。”人登木，即人登舟，舟乃木制。此处写法正形象地表现出了“乘”字的形意本指。 　　解决了这个“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