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改编电影中的民俗诉求.docVIP

张艺谋改编电影中的民俗诉求 　　几乎是在电影诞生之初，人们就意识到，将一部成熟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无疑是有益的。它比文学更形象，同时却有着文学作品的感染力，甚至能凭借着文学作品的人气，迅速被读者接受。如今在全世界电影总量中，由文学名著或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比例约占三分之一，而在历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名单中改编电影居然高达三分之二。很多导演认识到，改编是一条创作的捷径，因为“一个电影导演是可以从崇高的文学典范中学到很多东西的”，“伟大的文学所积累的经验能够帮助我们电影工作者学会怎样深刻地去研究复杂多样的生活”。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田壮壮、吴子牛、周晓文等“文革”后北京电影学院首届毕业生为骨干的“第五代”导演群体横空出世。他们以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融入那个变动的时代，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高扬电影本体意识、振兴民族电影的责任。从1983年至1993年短短10年间，中国电影几乎获得了包括戛纳、柏林、威尼斯电影节在内的世界所有A级电影节的奖项，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这是一段改编电影的辉煌岁月，这一大批堪称经典的电影作品几乎全部来自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同时代的“寻根”文学作品以及其中张显的“寻根”意识，使得这批由文学改编的电影呈现出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并且以民风、民俗的展现表达了“第五代”这一先锋群体的探索和思考。 　　在第五代导演中张艺谋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的电影以最鲜活的民俗性特征卓尔不群地亮相于各大电影节。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中改编电影占有重要地位，给他带来莫大荣耀的影片大都是由小说改编或取材于小说。《红高粱》根据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改编，1988年获第三十八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大红灯笼高高挂》根据苏童《妻妾成群》改编，1991年获意大利第四十八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秋菊打官司》根据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改编，1992年获意大利第四十九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活着》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1994年获戛纳那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全美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第四十八届英国电影学院最佳外语片奖；《我的父亲母亲》根据鲍十的《纪念》改编，2000年获第五十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另外还有《菊豆》，根据刘恒的《伏羲伏羲》改编，1990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根据李晓的《门规》改编，1995年；《有话好好说》根据述平的《晚报新闻》改编，1996年；《一个部不能少》根据施祥生的《天上有个太阳》改编，1998年；《幸福时光》根据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改编，2000年。 　　张艺谋在选择改编的小说时，偏好农村题材，力图从民间立场表现不同时代农民的生活状况、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他刻意赋予人物及人物所生活的环境以极强的民间性特征。电影《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活着》、《我的父亲母亲》中的人物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故事发生的自然环境也多设计成原始的、偏僻的、自成一体的落后村落。小说《红高粱》中的地理位置是高密东北乡人口众多的村落，经电影改编后变为前不搭村后不着店的十八里坡、高粱地；《伏羲伏羲》中洪水峪的村落在电影《菊豆》中被置换为独立于村外的红色染坊；这些都是为最古老、最传统、最落后的民俗的展现找一个逻辑起点。 　　张艺谋的改编电影给我们的印象最深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其中丰富多彩的民俗呈现。民俗起源并存在于民间，它是民间的传统，也是民间文化流动的载体，更是民间的典型标志。这些对张艺谋电影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民俗元素有很多都源于文学原著，但张艺谋以探索性的电影表现手法赋予了它们独特的表现力。 　　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张艺谋借助于原小说中具有魔幻意味的描写和酣畅淋漓的精神宣泄，在将文学语言转化为电影语言的过程中通过对芸芸众生民间性生存状态的展示、对民俗性的描摹、对生命热力的释放将生命美学张扬到了极致。影片对色彩极力的铺陈渲染，对具有象征意味的物象刻意强调，片中的音乐及插曲也充满表现力，在热烈奔放中表达出对于文化传统以及生命、生活状态的热衷和关注。影片相对于原著表现出了淡化故事的倾向。小说《红高粱》以民间立场讲述了一个抗日战争的故事，由两条并行的线索交织而成的――主线是写民间武装抗日，从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剥皮开始，一直到余占鳖基于民族义愤自发拉起土匪和村民在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辅线写余占鳖与戴凤莲的爱情故事，显而易见，这是一条更具有民间气质的线索。张艺谋在电影改编中，将主线、辅线进行了颠覆，将原来作为主线的抗战情节进行弱化、虚化，而将“我爷爷”和“我奶奶”传奇般的爱情故事作为主要线索，串起了颠轿、野合、祭酒神等一系列的民风民俗，构造了一个全新的审美效果。 　　“颠轿”这一民俗性场面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通过这一充满阳刚之气的夸张了的民俗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