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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电影中生命意识的传达 　　生命意识是指对人(包括个体与社会)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有意识地进行反思。生命美学研究学者封孝伦教授曾提出，“艺术与人的生命意识有关，人类创造艺术不是‘无目的’，而是有生命目的的。人类创造艺术是为了在精神的时空中满足自己的生命目的”。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必然与人的生命意识相关。张艺谋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家，其思想观念也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意识，他说：“三十多年来，自己已活成了扭曲的模样，久违的舒展之态怕是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回来。因此，我由衷地欣赏和赞美生命的舒展和辉煌，并渴望将这一情感在作品中加以抒发。”可见，张艺谋对生命意识的崇尚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根深蒂固的情结。 　　张艺谋，原名张诒谋，1950年出生于西安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军队任少校军需一职，在“文革”中成为“历史反革命”。父亲没有收入，全靠做医生的母亲那点微簿的收入来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活。这样的家庭背景给张艺谋带来了政治上的歧视、经济上的困窘、精神上的压抑以及家庭所笼罩的苦闷。用张艺谋的话来说“我实际上是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许多干部子弟‘文革’中家庭也受到了冲击，吃了不少苦。但‘文革’之后他们就翻过来了。而我们这种人，却不存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问题，永远是河这边的。”这种压抑、苦闷、总觉得自己跟人家不一样的心理，使幼小的张艺谋过早地失去了儿童的天真活泼，造就了他沉稳、内向、敏感、善思的性格和决心出人头地的志向。再加上下乡插队和当工人的特殊经历，使他懂得了天下还有许多比他活得更艰难的百姓。因此，他十分同情那些生活在困苦中的人们，他也不在乎自己吃苦受累，只是不甘心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生活下去。进入电影学院后，他更是憋足了一口气，家庭的压抑、学校的冷遇，促使他越加勤奋，想超越自己，追求卓越。 　　依据张艺谋导演创作的经历，我们可以把他这种崇尚生命意识的艺术思想分为三个发展期： 　　 　　一、张扬期 　　 　　这一时期张艺谋导演的影片主要以高度主观化、强烈的视觉性、丰富的象征性的物象造型来表现他对普通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反思，个性化、风格化都非常强，是“第五代”电影中的典范。这些影片包括《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 　　《红高粱》是张艺谋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它从正面表现了个体生命意识的张扬，可以说是张艺谋最具个性风格的作品。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把他心中已压抑了三十多年的生命感觉尽情地抒发出来，将他理想中所追求的“爱的热烈和生命的辉煌”表现得轰轰烈烈、张张扬扬。对于为什么把小说《红高粱》改编成电影，他说：“我一口气读完了它，并深深地被小说中那种生命的冲动、那无边无际的红高粱地里生长出的男人和女人所感染 　　它的新意在于字里行间透出一种人的洒脱，一种自由而强烈的生命意识……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具有粗犷浓郁的风格和具有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品，而《红高粱》正是这种风格的作品”。可见，正是《红高粱》小说中所蕴含的生命冲动激起了张艺谋内心强烈的生命意识，这样他才有意识地在《红高粱》电影中表现那种自由的生命状态、顽强地生命意志和强大的生命力的感性张扬。同时，从另一面也可以看出张艺谋对中国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他深切地体现会到中国人活得太累，缺乏生命活力，所以，“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就到艺术里去寻找。《红高粱》实际上是我创造的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正是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同时也征服了柏林电影节的所有西方评委，从而获得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金熊奖。 　　及至《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又从反面来表达其深沉的生命意识。这两部影片都意在揭示封建传统文化与宗法制度对人的生命的摧残，通过表现个体生命的压抑，从反面对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菊豆》是由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改编而成的，刘恒是在“寻根文学”的热潮中走上中国文坛的，他的作品最大的特色就是思索人性。孟子说“食、色，性也”，人性最基本的两个内容就是吃饭和性爱。刘恒的《伏羲伏羲》也没有突破“寻根文学”范畴，其视点就是“人性”――男人、女人之间不正常的性心理与性行为，放置于生存环境中，与社会伦理道德及历史背景共同深化主题。张艺谋看中刘恒的《伏羲伏羲》，也是基于这一视点。他试图通过《菊豆》来表现人性，表现人的生命欲望在压抑之中如何进发，以及在封建传统文化与宗法制度的扼杀下生命所遭到的毁灭。他说“我看中的正是刘恒这种对人物的刻画，所以我的菊豆也是随着《伏羲伏羲》中的那种人物感觉、人物命运、环境压力面前极想表达什么的那种感觉拍摄的……而生命要突破这种东西，人本能地要自由、要呐喊，所以就形成了冲突和斗争，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这种表现生命意识的方式与《红高粱》形成鲜明的对比，“影片《红高粱》是表现大胆，表现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