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绿彩瓷学术研讨会纪要.docVIP

中国红绿彩瓷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0年元月，深圳市召开了中国红绿彩瓷器专题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由深圳博物馆、深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单位主办，并配合推出与深圳望野博物馆合作的红绿彩瓷专题展览，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也配合举办了“唐人器物展”。 　　这是国内首次举办红绿彩瓷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促进中国釉上彩绘陶瓷的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近百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围绕红绿彩瓷器的创烧年代，产生原因、考古情况、窑址分布、装饰工艺、艺术水平、文化内涵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我刊“说陶话瓷”栏目责编耕生应邀出席并作大会宣讲。 　　配合研讨会进行的早期红绿彩瓷展览除了展出望野博物馆提供的220件展品，还向河北、山西两省文博单位和收藏家借展了磁州窑、临水窑址和山西长治八义窑出土的红绿彩标本。主办单位提前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精彩》《精彩――金元红绿彩瓷器中的神祗与世相》两种图录，收录了郭学雷、扬之水、阎焰等撰写的研究文章。鉴于早期红绿彩瓷考古资料较少，大会还印刷了《中国红绿彩瓷器资料汇编及索引》《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稿》，丰富的展品与翔实的资料使与会专家耳目一新。 　　在这次研讨会上发布的比较重要的学术观点有： 　　目前尚无红绿彩瓷出现于北宋的证据 　　通过对出土资料和海内外可靠藏品的梳理，目前尚未发现一例属于北宋时期的红绿彩。红绿彩瓷出现应在金代。 　　以往研究曾认为，1965年在山西侯马金代明昌七年(1196年)董氏墓出土的红绿彩天鹅纹盘是最早的红绿彩瓷纪年资料，该盘高4.3厘米，口径10.6厘米，足径3.5厘米，盘心有五点横向的支烧痕。但郭学雷先生通过深入研究，认为此墓为陆续葬人亡者的家族合葬墓。明昌七年是墓室最早建立的时间，红绿彩天鹅纹碗陪葬于董海次子董楼喜遗骨旁，时代应推定为金代大安至兴定(1209～1222年)前后的产品。河北磁县金泰和二年(1202年)崔仙奴墓一次出土的5件红绿彩瓷塑，磁县峰峰矿区窖藏出土的3件大型红绿彩加金装饰佛、菩萨瓷塑，日本收藏的两件带有泰和元年(1201年)墨书款识的红绿彩盘都是可靠的断代参照。其中现藏日本的那两件是目前被证实最早的红绿彩瓷纪年资料。 　　赤峰辽代应历九年(959年)驸马赠卫国王娑姑墓出土的两件白釉朱彩画龙贴金彩长颈瓶，曾被研究者认为是已知最早的绘(朱)彩加金瓷器实物。此墓葬发掘于20世纪50年代，发表图版模糊，多位学者认为系漆彩，不能认定为红绿彩瓷工艺的前身。 　　北京故宫收减有一件值得探究的红绿彩“元丰四年”(1081年)款红绿彩缸，刘涛、阎焰等先生撰文介绍，这件红绿彩瓷并非清官旧藏，而是20世纪50年代经由古玩商处购进入故宫的。曾有近似造型和丽风的金代红绿彩缸带有“元亨利贞”款(语出《易经》)，从磨损情况和笔迹可知应为原物而非后添彩。对“元丰四年”四字的辨识，近年学界有不同看法，郭学雷先生通过比较认为与道教符篆接近。对这件书写有文字的红绿彩瓷仍有待准确认知。 　　对定窑红彩与“乔位”款的认识宋代定窑黑瓷和白瓷中均有金彩产品存世，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宋定窑白瓷刻花盘以红彩写有“长寿酒”三字，以往被认为是北宋定窑首先添加红彩的例证，《宋辽金纪年瓷器》一书根据刻花技法和纹饰风格则认为它并非北宋制品，可能出产自金代初期。 　　另外，近年阎焰先生援引《百宝总珍集》提出定窑“乔位”款应属于烤彩款识的观点。这次展览中也展出数件底部写有红彩文字款识的红绿彩瓷，但尚无“乔位”款识。由于杭州曾面世过底足部位刻有“乔位”款的定窑釉下款识标本，另外2009年定窑遗址考古发掘中也出土了釉下刻划有“乔位”二字的白釉瓷片标本，因此对《百宝总珍集》记载的宋代定窑“乔位”款不能作为红绿彩烤彩工艺的依据。 　　对金代红绿彩瓷塑宗教内涵的考证　金代红绿彩瓷中的瓷塑类较有代表性，较之普通花卉及鱼纹等纹饰的盘、碗、钵、罐类更有时代特色。从目前出土与存世的金元红绿彩瓷塑看，除了特征明显的佛、道教宗教类瓷塑外，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单体瓷塑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宗教含义，准确辨识这些金代红绿彩瓷塑的宗教含义，对于这些瓷塑的准确定名和相关研究很有必要。在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多位专家将红绿彩瓷器与金，元、明时期的北方墓葬与寺观壁画、砖雕、陶塑玩具等类图像加以比较，从而对不少金代红绿彩瓷塑准确地加以辨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陈永志所长介绍了蒙古草原出土的红绿彩瓷蒙古国哈喇和林古城出土的红绿彩，以及内蒙古集宁路古城元代市肆遗址和窖藏出土的瓷器，一件以往可被定为“文昌帝君”或“紫薇大帝”的红绿彩瓷坐像与其他瓷器和铜钱同出，很可能是作为财神供奉，这件红绿彩冠服人物坐像极为珍贵，展示了金元时期供奉红绿彩瓷神像的场面。 　　河南钧台窑址出土红绿彩瓷问题　与会学者有提出，河南扒村窑烧造红绿彩的时间为金代中后期到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