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热与赛博格文化.docVIP

“异形”热与赛博格文化 　　一、“异形”热重归大银幕 　　近年来，大银幕上掀起了一阵“异形”类科幻电影热。《寄生兽》（寄生??，2016）、《异星觉醒》（Life， 2017）、《异形：契约》（Alien： Covenant， 2017）等影片不仅取得了票房的成功，同时引起了很高的话题关注度。《异星觉醒》的全球票房约为1亿美元，《寄生兽》狂卷3亿日元。准确地说，这种现象应该被称之为“异形”热的银幕回归，因为外星生物的创意大批量入侵电影银幕是在20世纪50年代。从那时起，“异形”主题的小成本电影便吸引了科幻迷们的关注，如《怪形》（The Thing， 1951）、《抢躯者进攻》（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 1956）等。这些早期的“异形”类电影不仅引入了“异形（Alien）”这个固定的能指，从而改变了对外星物种最初模糊的指称，如怪兽（Monster）、那个东西（The thing）等[1]，同时建立了其后数十年内“异形”类科幻电影与其所处时代背景相互隐喻的经典范式。 　　在这类电影当中，最为知名且具有代表意义的当属延续近40年的《异形》系列：《异形1》（1979）、《异形2》（1986）、《异形3》（1992）、《异形4》（1997）、《异形：契约》（2017）。其中前4部在当时的全球票房均突破1亿美元大关，《异形：契约》的全球票房更是达到了2.3亿美元。不仅如此，《异形》系列还为其后出现的多部类似题材影片提供了构思灵感与模仿范例，如《阿凡达》《星际穿越》等。“异形”系列所取得的成功除了归功于科幻惊悚类型片一贯注重的炫目特效与视觉观感外，其情节人物所体现的哲理内涵亦功不可没。 　　二、 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西方传统话语中就充满了阶级森严的二元对立（dualism）：自我/他人、心智/身体、男性/女性、文明/原始、现实/表象、全体/部分、对/错、真实/幻象、主动/被动、神/人、文化/自然等。[2]这些二元对立中充斥着权力的此消彼长，二者多为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在“异形”系列电影里，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化这一宽泛的概念将一系列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方面都囊括其中，如人类政府与国家制度的建立，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以及对科技进步的狂热等，而自然则通常是不为人类意志所转移的持久存在，其起源与深度彰显人类的渺小与脆弱。“异形”系列中有身体缺陷的角色，如《异形4》中坐在轮椅上的Vriess、《异星觉醒》里的休，均试图寓意人类的脆弱。太空船里独特的死亡告别仪式也在提醒着人类的局限。然而，近年来经济的高度发展污染了海洋，造成动植物种类数量锐减，并使原始土著文明逐渐消亡，这使得人类开始重新审视文明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在保障文明的前提下控制自然。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科技盲目崇拜。而今，人们对科技转变为怀疑的态度。这一跨越时代的生存思考与焦虑在“异形”系列电影中找到了形象鲜活的表达与出口。科幻惊悚片夸张极端的情节形象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自我身份、生存环境的再思考。 　　从“诺斯特罗莫（Nostromo）”号、“苏拉科”（Sulaco）号到“契约（Covenant）”号，“异形”系列几乎均以广袤的宇宙中出现一艘造型精密的人类飞船这样的经典镜头开篇。有学者指出，这一镜头寓意深远，即暗喻“科技空间（technosphere）”替代了“生态空间（ecosphere）”，获得了主导，而科幻电影里的科技空间通常被看作是人类文明的隐喻。[3] 飞船内部复杂的仪表、高度智能化的主机和显示屏上的精准数据代表着人类的独特创造力与巧思。然而，《异形》系列中的前两部都以毁掉飞船告终，即便是这样先进的设备也无法保护人类免受来自生态世界的异形威胁。代表飞船主机的“母亲”在《异形1》中机械地遵守特殊指令937，在《异形4》关键的时候被反派所控制，在《异形：契约》的结尾又毫无辨识性地让大卫（David）冒名顶替进入了殖民者休眠区，这些细节都表达了影片对人类科技局限的讽刺与担忧。 　　除了科技层面的文化质疑，“异形”系列中也影射了人类政治体制的缺陷。《异形1》中船员们首次聚集就一直在讨论“合同”的条款，也正是这些条款诱使他们偏离了轨道。当船员被异形威胁，防疫条例一定会被提及。最后，船员们发现真正威胁他们的是秘密指令937。这些刻意植入的法律条规，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对法律效力和公平性的质疑。在卡梅隆执导的带有突出个人军事偏好的《异形2》中，海军陆战队员们的自大、对武器科技的依赖和面对异形的无可奈何，讽刺了军方的自不量力和企图控制自然的狂妄，这一点在《异形4》中也得到了更充分的呈现。 　　“异形”系列中最直接的抨击对象，还是象征着人类对资本利润无限渴求的“公司”。从《异形1》的“船员可抛弃”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