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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标志城=“文化副都”? 　　 　　看了最近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论证，想起好像是王小波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文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人，一种是不让别人做事的人”。作为一名曾经的旅游业界人员，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忠实粉丝，我特别能够理解葛剑雄教授的赤子情怀，也不愿意接受那种“一棍子打死，不让人做事”的态度。姑且抛开建与不建的争议，单纯从规划策划的专业角度，也就是“如何把事情做好”的角度，就葛教授担纲主持的复旦方案，斗胆与葛剑雄教授商榷： 　　 　　华夏如此之大，为何要让山东专美？ 　　从葛教授的规划建筑一览表看来，文化标志城的项目多半是属于展示型的。这样的展示型项目，即使能够做到三维动态，能有多大的吸引力依然值得怀疑。 　　复旦方案设计了国家纪念堂用于举行国家级纪念活动，如国家法定的年度纪念仪式，国家级伟人的纪念典礼或奉入典礼，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仪式等。请问，国家法定的纪念仪式有哪些？太多太频繁密集的国家纪念日和国家级伟人的纪念典礼是否有劳民伤财之嫌？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仪式是放在历史发生地更有意义，还是异地到济宁更有意义？如果要让国家领导人频繁往返北京山东出席这样的仪式，会不会太耗费时间，也太耗费金钱？如果按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的说法：“要使中华文化标志城具有法定性、唯一性和权威性”，那么，这是否有文化垄断之嫌？同时我还认为，不可能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赋予该项目所谓的“法定性、唯一性和权威性”，毕竟这太难以服众了。华夏如此之大，为何要让山东专美？ 　　 　　文化中心，重点是什么？ 　　复旦方案还规划建设中国文物展示馆：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展示中国文物精华，主要以数码、虚拟、三维的方式，辅以若干高精度复制品，可集中显示国内全部馆藏文物。个人认为这样的想法似乎有点荒谬。没有人愿意大老远跑去看复制品，而面对所谓的现代科技展示，还不如在家里看电视。 　　中国历史展示馆、中华科技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展览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除了展示，还有什么可以让人参与？中华百戏堂谁来演？谁来看？要多少人演，有多少人看？演出的收入够不够支出演出的成本？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实践基地又是如何实践历史和文化？ 　　展示型和参与性还是属于技术问题，有可能通过策划提升得以解决。但有媒体报道中提到“文化副都”是葛教授最为得意的概念，我认为最大的硬伤正是这个“文化副都”的概念。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济宁是否具备建设“文化副都”的条件？我想请教，什么叫文化副都？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在首都北京以外一个新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中心？那么，要成为一个文化中心，重点在哪儿呢？我认为不在于文化本身，而在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文化是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取决于经济基础。从传播的角度来说，是北京、上海、广东、陕西，还是山东能吸引更多的人流？从交流的角度来说，济宁有没有足够的人口、人才和人流支撑相应的文化交流活动。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不能够只是在一年中的某一个或几个特定时间举行，它应该是频繁的、密集的、常态的，它不应该只包含国家大典，不应该只有各种颁奖，也不应该只是儒学，更应该包含各种各样多元的文化形态。不知道推动者和规划者有没有考虑过：济宁是否已经形成这样多元的文化基础？当然，我们可以退一步说，目前没有，但我们可以建设可以发展，但这就需要问问济宁是否有这样的吸引力，可以吸引各种文化形态在这里扎根，形成建设文化副都的文化基础，以及济宁是否具备催生这一切的经济基础？此外，文化中心是否能够和政治中心分割也有待商榷。文化中心，要么与政治中心相结合，要么与经济中心相结合。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就如毛与皮的关系。脱离了皮，毛是无处附着的。假设文化中心可以与政治中心分离，会增加多少社会成本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沉重的维护成本 　　个人认为，由于受到人口、人才、人流、文化基础、经济基础以及文化政治经济依存关系等因素的制约，济宁并不具备建设文化副都的条件。 　　把话再说白一点，济宁如果要推动这个项目，一定要慎重，千万不要做到最后有其名而无其实，到最后还要背负沉重的维护成本。 　　从新世纪城市化发展趋势来看，城市化过程中，走单纯的传统工商业城市那条路，是走不通的，必须是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发展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是个好办法。且让我不负责任地揣测：在某种意义上，济宁要搞的不只是发扬中华文化，而是发展以旅游为价值载体的文化产业，或者以文化为核心的旅游产业，并且希望通过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带动城市建设。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龙文化主题园――中华文化标志城――文化副都，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创意不断拔高的过程。尽管更高立意的创意能够集合更多对本地区的自豪和向往，也是旅游业发展的动力源泉，但必须避免变成一种自以为是的想当然。我折服于济宁的雄心壮志，但同时必须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