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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宗教观的具体表现及主要特点 读书笔记 于 2012年12月18日 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国家政教分离只是在组织形式上的分离，并无关。实际，西方国家政府和宗教是一种密切的关系，统治者给予教会特别的优惠，教会从宗教上支持国家政权的统治。因此，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学家阿历克西托克维尔就曾说过：在美国，宗教虽然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是政治设施中最为重要的设施。2010年6月《太平洋学报》第18卷第6期 谢志海: 宗教与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三个观念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天命感和选民意识的集中体现，其根源便是基督教普世主义价值观。 在宗教成为国教的英国、挪威、丹麦、瑞典、芬兰等部分欧洲国家，教会上层已成为国家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在没有国教的国家则由教会人员担任政府要职，使宗教组织与官僚机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事实上变成了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近些年来，美国宗教右翼势力得到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两大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发展十分迅猛，不仅主张美国外交政策应充分体现宗教原则，而且还直接左右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大选。1980年，代表美国社会世俗保守派的里根在大选中得到了宗教右翼的支持里根入主白宫后，宗教右翼推动里根政府取消了1962年禁止公立学校开展宗教活动的立法。1994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时，基督教联盟通过其庞大的组织体系，完全控制了共和党在18个州的竞选，并在另外13个州占主导地位。结果，共和党一举夺得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事后，共和党领袖多尔的首席竞选顾问威廉莱西感叹地说：没有宗教右翼卓有成效的支持，一个共和党人要想赢得竞选提名或大选是绝对不可能的。在西方国家，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某些组织政治特权，使其地位在国家中举足轻重。美国，在历史上的总统都基督教现任总统奥巴马同样代表了美国基督教的势力。美国总统不仅信仰宗教，而且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使宗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帝国主义是激进基督教的一种自然演化。（见谢志海:《宗教与美国的外交政策》2010年6月《太平洋学报》第18卷第6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决定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时，杜鲁门总统就把责任推给了上帝，他说：“我们感谢上帝，因为使用原子弹的责任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祈祷上帝将指引我们按照他的方式、为了他的目的来使用原子弹。”（见谢志海:《宗教与美国的外交政策》2010年6月《太平洋学报》第18卷第6期）美国宗教右翼势力在阿以冲突问题上坚决排斥巴勒斯坦，长期支持以色列，对全球化及国际组织也持强硬抵制态度，支持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和不断强化国家军事力量。 在对华关系和政策上，美国宗教右翼势力鉴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极力进行反华，甚至左右美国政府的外交走向。1997年2月，当就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激烈辩论时，4个很有影响的宗教右翼组织联合向国会游说，要求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宗教右翼其他一些形形色色利益集团老牌反共分子西藏等形成一个冷战后规模空前的院外反华联盟，大大加剧了国会议员在的对立，使变得异常这是1997年美国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2008年三四月份《外交》双月刊上呼吁美国外交应当使“保护和扩展宗教自由成为其核心因素之一”, 并宣称“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议题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在宗教霸权主义面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对抗的呼声不断高涨，要求加强宗教领域中的各项合作也形成较为强大的声势。2001年5月3日，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改选中首次落选，丢掉了成员国席位，说明美国在国际人权和宗教问题上的霸道行径是多么不得人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奉行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有条件的，是以某种宗教占支配地位为前提的，采取的是双重标准。而这种双重标准又被广泛运用到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美国遭“9·11”恐怖袭击后，美国立刻发动了对伊斯兰教国家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而事后证明伊拉克与“9·11”毫无任何关系。当美国总统布什把战争定名为“反恐十字军战争”后，马上引发穆斯林世界的强烈抗议，又进一步激化了国际社会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矛盾。此后，布什于2005年10月6日又再次重申，他决定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是上帝赋予的使命。在中国发生的英国法国一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也是鲜明的例证。 上述事例说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军事政策中突出体现单一宗教的价值理念，关键就在于资本主义宗教观主导了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使这些国家偏离了人类社会公平正义、互惠和平的普世原则，一次次地成为国际重大战争的推动者和发动国，甚至试图以一种宗教形态替代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正像列宁指出的那样“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 （《列宁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