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结构一个内源性发展的悖论.doc

城乡关系：一个内源性发展的悖论 文： 张文明 华师大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学系副教授 社会学博士 长久以来，对城乡关系研究的焦点往往局限在城市发展如何辐射（另称反哺）乡村和乡村如何快速发展而实现城市化这两个相对单一的视角探讨城乡间的非均衡发展问题。而从城乡间发展动力的视角讨论城乡二元结构的研究却比较少。因此，本文试图从内源性发展的视角对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中的市场问题进行简要分析。本文认为，城乡的二元结构之所以形成，城乡市场结构差异的障碍作用是非常大的因素。 多元论视角下的城乡关系 （一）城市辐射效应的障碍因素 R·罗西在社会科学词典中采用一种综合观点给城市化下定义：①是城市中心对农村腹地影响的传播过程;②是全社会人口逐步接受城市文化的过程;③是人口集中的过程，包括集中点的增加和每个集中点的扩大;④是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例的提高过程，它既包括人口非农业活动在城市环境中规模不同的地域集中过程、非城市型景观逐渐转化为城市景观的推进过程，还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的地域扩散过程。前两者是可见的、物化了的或实体性的城市化过程，后者是抽象的、意识或精神上的城市化过程。也可以说，前两者是城市化的数量过程，后者是城市化的质量过程。”按照这一观点，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区域扩张的过程，在这种扩张的过程中城乡之间实际上必然走向一种融合。但是，众所周知，我国的实际情况与西方存在显著的不同，在我国目前的现代城市工业与农村传统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比较严重。“我国的二元结构被人为阻隔，导致了农村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组合基本只能在农村进行，伴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使得国民经济二元结构映射到农村，形成了经济史上相当独特的现象—国民经济的双重二元结构”而这正是城市化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鸿沟”。 （二）农村城市化的障碍因素 为了化解以上矛盾，有学者提出了“二元城镇化战略”理论。所谓“二元城镇化战略”是指在广大落后的农村地域，加快工业化的步伐，通过传统农业向大农业生产、向二、三产业发展过渡，加快农村城镇化;而在相对发达的城市化地区，实行以城市圈为中心的提高内涵为主的城市化战略(辜胜阻，1995;宁登，1997)。这一战略的提出受到“二元结构论”的深刻影响，即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二元城市化战略的依据。而在同一时期，有学者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对这一依据—“二元结构论”进行了发展，提出了“中国经济三元结构论”的新观点(李克强，1991)，即“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工业部门，既不同于现代工业部门，又有别于传统农业部门，成为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兴部门”，从而“使国民经济呈现出了传统农业、乡村工业和现代工业三大系统并存的三元结构的新局面”。但是，随着我国外向型经济的日益发展，可以看到这两种战略中提出的“农村产业·工业模式”显然无法成为乡村社会城市化的推动力，并且乡村工业的发展也并不必然带来城市化的必然后果，相反这种“中间地带”的经济结构形式恰恰成为了城乡一体化的阻碍因素。 （三）城乡发展关系的动力因素分析 针对“农村工业模式”如何可能的问题，有学者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动力机制理论来诠释这种“第三条道路”的问题。“自下而上型”的动力机制来源于“从外围突破入手、以外围促内核的经济改革模式在暂时(或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留传统体制和不破坏正常社会经济秩序的前提下，在传统体制覆盖网的外围或边缘出现的一些新的制度创新”，即导致乡镇企业发展、劳动力转化和小城镇建设等自下而上城市化实质内容的因素和条件。具体来看，主要包括:政策、资金、地方政府的作用、农民群体和区外力量等(崔功豪，马润潮，1999)。“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从“最初”开始就是一种内生（内源性成长）过程,在城乡差别势差十分显著的条件下,基于广大农民对城市生活和城市文明的强烈向往。与自下而上城市化有关的“最初”几项改革措施,也是政府或上层决策集体对中国当时社会经济的内在矛盾和社会变革要求的一种反映。最明显的实例是,中国“最初”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即在农村家庭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农民“内生地”要求的结果,而不是什么人“外生地”加以贯彻的。”这一解释虽然看似可以解释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分离的困境，但是其关键问题是没有很好的理解“内生（本文称内源性发展）”的基本内涵，而事实是内源性的发展模式恰恰是导致城乡分离的一个主要原因（后述）。 与此类似，陈扬乐(2000)认为城市化作为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和必然结果，不外乎受到区域本身所固有的因素和来源于区域之外的因素，即制约区域社会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影响。也就是说，可以将农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概括为内力作用和外力作用。首先是内力作用，费孝通在《论小城镇建设》(2000)一书中对内生动力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