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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构主义—符号学批评 在欧美文学理论界，二战结束之后，“新批评”虽然已日渐成为明日黄花，但是它的一些理论观念和批评方法依然是文学理论界的统治力量。1957年，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的发表，给文学理论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量。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打破了传统的文本中心论，对文学产生的更大的宏阔语境进行研究，将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学的认知结构。不过，弗莱的理论最后并没有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诺思罗普?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体现了文学理论研究一种整体化的倾向。这种理论思潮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那里得到了系统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和布拉格学派对文学理论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显现出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以法国为中心，逐步开始在文学理论界取得统治地位。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是十分复杂的理论思潮，它既是一种特殊的方法，也是一种哲学立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结构主义所指涉的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质属性，而是如何去认识事物的方法和模式。它建立在这样的认识论基础上，即如果人的行为或者产品具有某种意义，那么其中一定有使这一意义成为可能的区别特征或者程式系统。简而言之，在结构主义看来，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所组成的。也就是说，在既定的语境之中，一个事物就其自身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的本质不在其自身，而是在于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之中。一个事物只是构成了这个既定关系的一个要素、一个基本单位，并为这个关系所决定。事物之间的关系就是结构，结构本身是自足的、封闭的，理解一个结构不需要借助结构之外的任何其他因素。 应该指出的是，结构主义文论作为结构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它是西方社会存在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也经过了由索绪尔语言学到捷克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直至20世纪末六七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自身发展过程，而对于结构主义文论自身发展的了解，对于我们理解结构主义文论本身，无疑是有助益的。 第一节 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语言学基础 谈到结构主义—符号学，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他的两个学生据听课同学的笔记和索绪尔的一些手稿，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于1916年在巴黎出版。这部书系统记录了索绪尔的理论思想，这些理论对后来的结构主义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一）关于建立共时语言学的思想 索绪尔将人类言语活动区分为言语和语言两个层次。所谓言语，是指在具体日常情境中进行的个体语言活动，比如说出来的话和写下来的句子，它是一种个人行为。而语言则是指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相应的语音、词汇系统和语法体系，这是一个完整结构，形成一套完整的规则或惯例。它是言语活动的社会性部分。在言语活动中，这两个层次相互关联，互为前提。一方面，要使言语能为人们所理解，首先必须有一个被参与言语活动的各方共同掌握的语言系统，否则，言语活动就无法进行，另一方面，要建立起一语言，又必须有言语实践，语言是言语的产物。 从这里出发，索绪尔确立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言语与语言者可以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但是由于言语与语言不能混为一谈，因而分别以它们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也应该有所区分。“语言中凡属于历时的，都只是由于言语。”言语的历时性发展，构成了语言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的演变，研究这种演化的，应该称作历时语言学。与此相对应，从语言的现时用法的角度，将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对构成这一系统的各项要素及要素间的关系展开共时研究，称作共时语言学。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更是一种客观的现时存在，因此只有集中于某一状态，排除历时的干扰，才能深入到它的系统内部支了解和描述它。这一理论告诉人们，任何具体言语都江堰市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之所以能够表情达意，都是由于那个超越其上的语言系统即结构的作用。这一思想直接启发了结构主义对文学系统和它的内部结构的注意，并成为其基本的理论依据和出发点。 （二）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划分 索绪尔指出，作为语言结构基本成分的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他将前者（概念）命名为语言符号的“所指”，将后者（音响形象）命名为“能指”。从符号生存过程看，人们用某个音响形象指称某个概念，除了文化上的约定俗成外，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并不是某个概念本身决定着它一定具有某个音响形象。 应该说明，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联系的任意性，是针对语言现实中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任何可论证的自然联系而言的，强调的是最初形成时期的状况。不过，当一个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在一个语言系统中被确立以后，人们便不能随意对它们的关系加以改变了。这一思想告诉人们，任何一个符号的意义，从本质上看，都是由它所归属的那个系统所决定的， （三